库阿内舍夫沉默了足足一分钟，办公室里只有老式挂钟的滴答声。他突然问道：“如果塔斯切断对贵国的其他能源供应，中方能承受吗？”
“能。”林辰毫不犹豫，“我们的页岩气开发正在突破，国内储气设施的储备量足够应对短期波动。更重要的是，一旦三方机制成立，我们就有了两条稳定的能源通道，塔斯的话语权，自然就弱了。”他看着屏幕那头的老部长，补充道，“您看，卡加尔敢和塔斯对抗，是因为有中方支持；贵国如果加入，我们三方就是彼此的后盾。抱团取暖，总比单打独斗强。”
库阿内舍夫的眼神终于松动了，他端起桌上的玻璃杯喝了口水，杯子壁上凝着水珠。“我需要和总统先生汇报，”他说，“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冒险的机会。”
挂了视频，窗外的天已经亮了。林辰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团队成员围了过来，眼神里满是期待。“有戏。”林辰笑了笑，“通知技术组，准备好行李，随时待命。”
阿斯塔纳谈判：分毫必争的较量
三天后，林辰率团飞抵阿斯塔纳。谈判室设在哈方能源部的会议室里，长条桌两旁，三方代表依次落座。哈方的技术团队个个面色严肃，手里拿着厚厚的文件，显然是做足了准备；卡加尔方面，库尔班坐在林辰身边，不时用母语和哈方代表交流，眼神里满是紧张和期待。
谈判的第一天，就卡在了过境费的计算标准上。哈方提出按国际最高标准计费，理由是要覆盖管网维护和升级成本；中方则主张采用中等偏上标准，同时提出中方承担部分管网升级费用，以换取长期稳定的低价。
“林司长，贵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我们感谢，但管网的运营成本一直在涨。”哈方谈判代表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名叫别克，说话语速极快，“我们不能做亏本的买卖。”
“别克先生，”林辰推过一份成本核算报告，“这是我们根据贵国管网的公开数据做的核算，包括管材损耗、人工成本、能源消耗等，按这个标准计算，中等偏上的过境费已经能保证贵方有合理的利润。”他顿了顿，语气诚恳，“我们追求的是长期合作，不是一锤子买卖。如果过境费太高，卡加尔的天然气在国际市场上就失去了竞争力，最终受损的，还是贵国的过境收入。”
别克还要反驳，库阿内舍夫抬手制止了他。“林司长说得有道理，”老部长看着林辰，“但我们需要一个保障，确保中方的管网升级承诺能兑现。”
“可以。”林辰立刻回应，“我们可以在协议中明确，管网升级资金分三期支付，第一期在协议签署后一周内到账，第二期在工程启动后支付，第三期在工程验收合格后支付。同时，中方的工程师将全程参与升级工程，确保质量。”
就这么你来我往，第一天的谈判直到深夜才结束。回到酒店，林辰召集团队开会，梳理当天的分歧点。“哈方最担心的是风险，”林辰说，“他们怕塔斯的报复，也怕中方的承诺兑现不了。明天谈判，我们可以主动提出，建立一个风险应对基金，三方各出资一部分，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运输中断等风险。”
第二天，当林辰提出风险应对基金的提议时，库阿内舍夫的眼睛亮了。“这个提议很好，”他说，“这能让三方的利益更紧密地绑在一起。”
但新的分歧又出现了——管网的调度权问题。哈方主张由哈方主导调度，理由是管网在其境内；中方则提出三方共同成立调度中心，重大决策需三方一致同意。
“调度权关系到能源安全，”别克坚持道，“管网在我们国家，自然该由我们主导。”
“别克先生，”林辰语气坚定，“三方机制的核心是平等互利。如果调度权由一方主导，万一出现偏袒或者决策失误，受损的是另外两方。共同调度，能确保每一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他举例道，“比如，遇到极端天气导致管网故障，调度中心可以快速协调三方资源进行抢修，而不是某一方单独决策，延误时机。”
库尔班也适时开口：“我们卡加尔作为产气方，也希望能参与调度，确保我们的天然气能及时运出。三方共同决策，才是真正的合作。”
经过反复磋商，哈方最终同意了三方共同调度的方案，但要求调度中心设在阿斯塔纳，中方和卡方各派代表常驻。林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只要核心原则不变，这些细节上的让步，都是值得的。
谈判的第三天深夜，最后一个分歧点终于解决了——计量标准的统一。三方同意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最新计量标准，由中方提供计量设备，并负责培训三方技术人员。
当三方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下名字时，会议室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随后越来越热烈。库尔班一把抓住林辰的手，掌心粗糙，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眼眶红得发亮：“林，我们做到了！这条走廊，是卡加尔的生路，是独立之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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