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七月，日头毒得像要烧穿柏油路。车子碾过大院门口的石狮子，驶入那片被浓荫裹着的戒备之地，外界的蝉鸣与热浪竟像被一道无形的墙挡在了外头。林辰推开车门，一股沉静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混着老樟树的清香和隐约的草木湿气，让他下意识地抬手，将衬衫领口的褶皱抚平——这里和他刚离开的天湖，简直是两个天地。
天湖的风是野的，裹着沙砾与雪粒，吹在脸上生疼，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带着原始的张力，是实打实拼出来的战场；而眼前这方大院，红墙灰瓦，廊柱成行，连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都透着章法，这里是运筹帷幄的中枢，每一个决策都牵动着千里之外的脉搏。
基础产业司司长的办公室敞亮得很，却不见半分张扬。红木办公桌擦得能映出人影，文件柜里的卷宗码得整整齐齐，像一列列待命的士兵，空气中飘着旧纸张特有的油墨香，混着一丝淡淡的消毒水味，是机关单位独有的气息。窗外望去，京城的天际线蒙着一层灰蓝，远处的高楼若隐若现，少了天湖那种一眼望不到边的辽阔，多了几分沉甸甸的规整。
前任老司长功成身退，没留下什么客套话，只在墙角摆了盆绿萝，叶片油绿油绿的，顺着盆沿垂下来，倒像是一种无声的交接，透着几分人情味。副司长和各处室的负责人早已在小会议室候着了，个个西装革履，手里攥着文件夹，显然是备好汇报，就等新司长来了。
林辰没去坐那张象征着权力的大办公桌，甚至没多停留，径直转身走进了会议室，在椭圆形会议桌的一端随意落座。这个举动挺突然，几位副手交换了个眼神，眼底都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按惯例，新官上任，总得先在办公室里坐一坐，摆摆架子，再过来开会的。
“我是林辰。”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股经受过风雪打磨的沉稳，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截了当，“刚从地方上来，这边的情况还摸不透，今天就是来听大家说说，心里有个数。咱们开始吧。”
汇报紧接着就开始了。几位副司长、处长显然是做足了准备，PPT一页页翻得流畅，数据、图表、趋势分析样样齐全，言辞精炼得挑不出毛病。“管网负荷”“照付不议协议”“能量计量”“干线互联互通”，这些专业术语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顺得像家常话，一张张图表铺展开来，勾勒出一幅宏大又精密的能源体系蓝图。
林辰靠在椅背上，手里捏着支笔，偶尔在笔记本上划两笔，目光平静地扫过每一个发言的人。这些人都是业内的好手，顶尖学历，多年部委经验，对政策规范的熟悉程度，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纹路。他们的汇报无可挑剔，严谨得像一篇篇学术论文，挑不出半分错处。
可不知怎么的，林辰心里总觉得隔着一层。这份汇报太“干净”了，干净得像过滤掉了所有杂质的蒸馏水，只剩下冷冰冰的数字和条文。他听不到气源地牧民因为征地补偿睡不着觉的焦虑，听不到管道旁村民抱怨施工噪音吵得孩子哭的烦躁，听不到地方官员在利益博弈中左右为难的纠结，更听不到一线工人在冻土区施工时，面对突发地质灾害的无奈与艰辛。
这些鲜活的、带着烟火气的问题，在天湖是藏不住的。在那片高原上，陈稳书记说话直来直去，乡干部们嗓门大，连扎西那样的老牧民，有话也会直接拍着桌子说出来。问题摆到台面上，吵过、争过，转头就一起蹲在田埂上想办法，没有这么多弯弯绕绕的遮掩。
“……所以，‘西气东输’四期工程要推进，核心就是协调沿线各方利益，把成本分摊和收益共享的机制理顺。”最后一位处长合上文件夹，做了总结。
会议室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林辰身上。大家都等着呢，等着新司长烧起“三把火”，要么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要么抛出几个颠覆性的改革方案，定下个新调子。
林辰却合上了笔记本，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叠放在桌上。他没看投影幕布上还停留在最后的图表，目光平和地看向刚才发言的张处长，问了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问题：“张处长，你说的‘沿线各方’，具体都包括谁？除了各省能源局和管网公司，那些管道经过的县、乡，还有管道正上方住着的那几户人家，他们的诉求，在咱们这个协调机制里，能有地方说吗？”
张处长愣了一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显然没料到新司长会问这么“具体”的问题，斟酌着回应：“司长，我们平时主要对接省级层面和大型央企，基层的协调工作，一般都是由地方政府……”
林辰点点头，没再追问，转而看向负责技术标准的王副司长：“王司，咱们管道穿越生态脆弱区的技术规范，是不是十年前定的？我来的路上翻了点资料，这十年，国际上在冻土区、水土流失区的施工和生态修复，出了不少新材料、新工艺。咱们的规范跟得上吗？还是说，下面施工方为了省成本，还在照着老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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