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1日，金陵城秋雨初歇，碧空如洗。
经过近好几个月的全面整治、受降接收与战后修缮，南京城内早已褪去战时的破败与萧瑟。街道上的残砖碎瓦尽数清理完毕，损毁的道路逐步铺平，关停的商铺陆续复业，街头行人往来有序，市井烟火缓缓复苏。
依托第六战区更早进驻南京、提前接管城防的优势，在李振华的统筹调度下，城内日军战俘集中收押、伪军尽数清剿、散兵游勇全部整编遣散，军政秩序、治安民生、公共基建都已基本恢复正轨。可以说，南京是整个华东、华中地区，战后恢复速度最快、局势最稳定的大城市。
但与之相对，上海、苏州、杭州等淞沪、江南腹地重镇，局势依旧错综复杂。
这些城市历经日军数十年盘踞统治，伪政权体系根深蒂固，遗留的敌产、工厂、物资、租界旧秩序盘根错节，加上战后各方势力涌入，乱象频发，仅凭地方政府的力量，根本无法快速稳住局面、肃清隐患。
李振华深知，战后维稳绝非单一军事驻防就能彻底解决。
乱世初定，最怕军政割裂、权责分家。一旦军队只管驻防警备，地方政府只管行政民生，两者互不统属、互不沟通，极易出现政令打架、权责重叠、推诿扯皮的乱象，轻则治理效率低下，重则滋生矛盾、激化冲突，甚至让残余敌伪势力钻空子、死灰复燃。
为此，在敲定全国陆军驻防格局、划分各大警备兵团防区后，李振华便提前着手布局军政一体化治理。
他从陆军总司令部甄选抽调数十名兼具实战经验、文书能力与统筹思维的优秀参谋，脱离现役军职，转业下放至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核心城市，入驻地方政府，参与战后重建、资产清算、治安统筹与行政治理工作。
这批军官久随军旅、深谙军纪法度与地方维稳要害，既能衔接驻军防务、协调部队行动，又能配合地方政务推进重建，一肩担军政两头，彻底打通军、政两条治理线，从根源避免军地冲突、治理脱节，牢牢稳住江南富庶重地的战后根基。
军务部署、地方安置尽数落定，南京城内万事俱备。
今日，南京城还有一件举国关注、影响华中战局走向的大事——应李振华专程邀约，新四军叶军长、陈副军长将抵达南京，与陆军总司令部展开正式会晤商谈。
原本历史轨迹中，1940年爆发的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最惨痛的内部悲剧之一。彼时项副军长固执己见，一味避战退让，拒不执行延安下达的战略转移命令，瞻前顾后、错失最佳突围窗口期，最终导致新四军军部陷入国军重兵合围。数千新四军的热血将士血染皖南、壮烈牺牲，叶军长前往谈判时遭无理扣押，长年幽禁；项副军长、周参谋长等一众军部高级将领，或是战死沙场，或是遭叛徒谋害陨落，让华中抗日力量遭受了毁灭性重创。
但这条惨烈的历史轨迹，早已因李振华的到来彻底改写。
凭借对历史走向的精准预判，早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李振华便多次与延安方面通电沟通、恳切建言，逐条剖析皖南驻军的致命隐患与危机，力陈人事调整、提前转移的必要性。
在他的极力推动与延安的审慎考量下，原新四军项副军长被调往延安任职，脱离前线指挥体系。同时由北伐名将、实战经验老道的陈毅接任新四军副军长。
陈毅与叶挺早在北伐时期便是并肩作战的生死战友，两人性情相投、理念契合、配合默契，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人事调整完成后，新四军军部彻底摆脱迟疑保守的指挥弊病，反应迅速、决策果断，在危险来临之前，便果断完成全员战略转移，完整保全了军部主力与核心架构，彻底规避了皖南事变的惨烈惨剧。
也正因如此，时至今日，新四军依旧是兵强马壮、建制完整、战力雄厚的华中核心抗日力量，长期驻守苏北、皖东一带，与南京战区毗邻相望，共同拱卫华中、抵御日寇。
晨光洒落陆军总司令部办公楼，屋内窗明几净，空气清朗。
李振华端坐在宽大的实木办公桌前，一身戎装端正肃穆，指尖翻看着手中的淞沪重建方案、江南驻防部署、两军态势研判等绝密文件，神色沉稳从容。
就在这时，办公桌上的老式手摇电话骤然响起。
“叮铃铃，叮铃铃……”
清脆急促的铃声划破室内安静，值守的贴身参谋快步上前，迅速拿起听筒，恭敬应答：“喂，这里是陆军总司令部总座办公室。”
电话那头传来清晰的汇报声，参谋认真聆听片刻，随即挂断电话，转身面向李振华，挺身敬礼，朗声汇报：“报告总座！是张参谋长从下关码头打来的电话，叶挺军长、陈毅副军长已经顺利抵达下关码头，随行护卫人员极少，全程合规，等候入城！”
李振华闻言，缓缓合上手中卷宗，抬手揉了揉眉心，眼底掠过一抹平和的笑意，语气淡然吩咐：“知道了。回复张国华，不用繁琐客套、不必全城警戒，带两位军长直接前来司令部大楼即可，一路从容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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