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嘴里还嚼着块肉，连半点犹豫都没有，当场就从兜里掏出一个磨得旧旧的小本子，又摸出根钢笔：“你说。”
张小米把马大鹏的姓名、案由、关押地点一五一十说了。
王猛一笔一划记得认认真真，抬头道：
“张哥，我不敢给你打保票一定成，但我保证，今晚就把这事原原本本往上反映。”
吃完饭，张小米客气两句，想留王猛在小吃部歇会儿。
这小子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什么都不肯。
他就拎着那个军用水壶，让周婶子给灌得满满当当，道了声谢，转身又一溜烟跑回大街对面，往墙根一蹲，继续老老实实地“监视”。
一桌人看得哭笑不得。
二大爷乐了：“这小子，是不是有点死心眼？哪有这么当跟踪保护的，叫过来吃喝一顿，灌壶水又回去蹲着，轴得跟块木头似的。”
没多大会儿，街对面又来了个年轻人，跟王猛对了个眼神——原来是来换夜班的。
王猛这才拍拍屁股，悄摸走了，看样子是怕一大活人蹲在小吃部门口，太扎眼影响不好。
第二天一早。
张小米去邮局打电话的路上，刚走到街口，王猛忽然从旁边快步凑上来，左右看了看，飞快往他手里塞了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条。
“张哥，成了。”他压低声音，眼睛亮亮的，“星期五上午十点，看守所。我叔亲自打的招呼，你直接去就行。”
说完不等张小米反应，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补了一句：“别跟人说是我办的啊！”
张小米展开纸条，上面就一行工整的钢笔字：星期五上午 10:00，看守所会见，已安排，直接过去就可以。
他把纸条折好，揣进兜里，回头看了一眼——王猛已经和他拉开了距离，在外人看来，他俩应该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
这事儿，还真让他办成了。
东单邮电局的玻璃门被推开。
阳光从街面斜照进来，落在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地上。
大厅里人不算多，有寄包裹的，有拍电报的，还有等着接长途的。
空气里混着油墨和旧纸张的味道，角落里那台老式电传机嗒嗒响着，一刻不停。
张小米攥着一张写满英文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满心满眼都是无奈。
他又排了一小会儿队，终于挪到了标着“国际长途”的柜台前。
柜台后坐着一位穿蓝灰色制服的老职工，面前摆着算盘、厚厚的登记本和几支蘸水钢笔。
“同志，”张小米压低声音，“我想往美国打个电话。”
老职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推了推眼镜：“国际长途，一分钟十二块。线路紧，得排队等人工转接。”
“那我打两分钟吧”。
“你先交三十块押金，打通了算钱，打不通退你。”
十二块钱一分钟。
张小米没有心情细算——
他现在是正科级待遇（行政16级，六类工资区）月收入：工资约110.5元，加上副食品补贴、节支奖金等，到手约120元。
正科级一般对应行政16级；副科多为17级（约99元），副处多为15级（约124元）。
两分钟，够了。
他从兜里掏出三十块钱递过去，那钱叠得整整齐齐。
老职工接过钱，在算盘上噼啪一拨，在登记本上写了几行字，盖好戳，抬手指向大厅最里头：
“进三号小间。进去把听筒拿起来等着，接通了我在外头喊你。”
张小米点点头，推开那扇木门走了进去。
小间不大，仅容一人转身。
门一关上，外头的嘈杂立刻远了，只剩下听筒里传来的沙沙电流声。
没有拨号键，没有按键音。
这一年，连国内长途都要靠话务员手工转接，更别说越洋电话。
本地台呼叫省台，省台呼叫国际台，一层一层往上要线，跟接力赛似的。
张小米坐在硬木椅子上，盯着墙上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
听筒里只有滋滋的杂音，偶尔夹杂几句模糊不清的接线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不知道等了多久，也许是二十分钟，也许更长。
门外忽然传来老职工提高了的嗓门：“三号！张小米！通了！”
他猛地一激灵，把听筒死死贴在耳朵上。
那头传来老唐熟悉的声音，隔着大洋，隔着卫星，有些失真，但一听就是他。
张小米赶紧收住情绪，捡最要紧的话说，一句一句，又快又清楚。
门外有人轻轻敲了敲玻璃，提醒他时间快到了。
张小米赶紧收尾，说完最后一句，才不舍地挂了电话。
走出小间，老职工已经算好了账：两分钟，二十四块。押金三十，退回六块。
他捏着找回来的六块钱零钱，走出邮电局。
阳光照在脸上，街上的自行车叮铃铃驶过，长安街上的公交车轰轰隆隆的。
这短短两分钟，花掉了他6天的工资，还等了小半个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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