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良站在山坡上，夜风灌满了他洗得发白的军装。徐同志的话像一枚冰冷的钉子，将他钉在这片黑暗与寂静里。远处山洞的微弱灯火，仿佛一只窥伺的眼，冷冷地映着他的挣扎。
接下来的几天，部队在附近山区隐蔽休整，同时加强警戒。白良照常带队巡逻、训练、检查岗哨，但所有人都察觉到他的沉默比往日更甚。那沉默并非空洞，而像一柄收入鞘中的利刃，敛去了锋芒，却更显沉重。他常常不自觉地望向那个作为临时审讯室的山洞，眼神复杂。
第三天下午，徐同志派人来请。白良走进山洞时，里面光线昏暗，只有一盏马灯放在角落。佐藤依旧被束缚在简易木床上，脸色在昏暗光线下泛着不健康的青白，但那双眼睛却灼亮得骇人，死死盯着走进来的白良。他身上换上了干净的纱布，伤口似乎被照料得不错，但这优待显然加剧了他的屈辱和狂暴。
徐同志坐在一旁的小木桌后，记录员在侧。空气里弥漫着草药、血腥和一种精神高度紧绷后分泌的特殊气味。
“白队长，请坐这边。”徐同志指了指佐藤床侧另一张凳子，位置巧妙，正在佐藤勉强能及的视线范围内，又保持着一段充满压迫感的距离。
白良依言坐下，脊背挺直，没有看佐藤，而是将目光投向徐同志，仿佛他只是来听取命令的普通一员。但他能感觉到，佐藤的呼吸在看到他坐下的瞬间，陡然粗重起来。
徐同志重新用日语开始问话，问题围绕着附近几个县城的日军兵力轮换规律。佐藤起初依旧闭口不言，甚至发出不屑的冷哼。
徐同志并不急躁，语气依旧平稳，只是偶尔，他会用中文对白良说一两句看似无关的话：“白队长，李家沟往东三十里，是不是有个叫石门坎的地方？上次反扫荡，你们连在那里阻击了多久？”
白良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石门坎，赵铁柱就是在那里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抱着集束手榴弹冲进了敌群。他清晰记得铁柱最后回头喊的那声“队长，替我多杀几个！”，声音嘶哑，带着笑。
“四个小时。”白良听见自己的声音回答，干巴巴的。
徐同志点点头，又转向佐藤，用日语说：“佐藤大佐，你的部队在华北推行‘囚笼政策’，依靠公路和碉堡。但你知道，你们修建从临县到阜平的那条补给公路，为什么总是被破坏得最厉害吗？”
佐藤眼皮跳动了一下，依旧沉默。
徐同志并不需要他回答，自顾自说下去，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事实：“因为那段路，正好经过几个村庄的祖坟山。你们强征民夫，推平了坟头。夜里，自然就有人去扒公路，埋地雷。带头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秀才，儿子死在南京。他被抓住后，被吊在你们修的炮楼前，活活晒死了。临死前一直在用本地土话唱一种招魂的调子，唱了三天。”
山洞里一片死寂，只有马灯灯芯偶尔噼啪一声。记录员的笔尖划过纸张，沙沙作响。
佐藤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他终于嘶哑地开口，日语带着浓重的关西腔：“战争……必然伴随牺牲。软弱者的哀鸣，毫无意义。你们支那人，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武士之道，什么是为天皇尽忠的荣耀！”
“荣耀？”徐同志轻轻重复这个词，目光转向白良，“白队长，赵铁柱同志牺牲前，说过什么吗？”
白良的拳头在身侧猛地握紧，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疼痛让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他缓缓转过头，第一次，真正地将目光投向佐藤。不是愤怒的火焰，也不是仇恨的利刃，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冷的审视，像在打量一件没有生命的器物，或是观察一种难以理解的丑陋生物。
“他说，‘替我多杀几个’。”白良一字一句，用中文说。然后，他用在战场上跟日军喊话学来的、生硬但清晰的日语重复：“替え私、もっと杀せ。”（替我，多杀。）
佐藤的身体剧烈一震，像是被无形的鞭子抽打。他脸上的肌肉扭曲起来，不是因为这句话的内容，而是因为说出这句话的人——这个亲手击毙松本、击败他、此刻正用这种冰冷目光俯视他的人——用他的语言，复述着一个他蔑视的“敌人”临终的呼喊。这句话剥离了所有宏大叙事，只剩下最原始、最尖锐的个体对抗与意志宣告。它戳破了所谓“武士荣耀”的虚幻气球，露出了底下血腥而卑微的实质。
“八嘎！”佐藤猛地挣扎起来，束缚带深深勒进他的皮肉，木床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他冲着白良咆哮，唾沫星子飞溅：“你们这些土匪！懦夫！只会在暗处打冷枪的鼠辈！松本君是真正的武士！你们不配提起他！不配！”
白良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胸口那团堵着的东西奇异地松动了一些，不是消散，而是沉淀成了更坚硬的东西。他甚至微微向前倾了倾身，用那种平稳的、近乎残忍的清晰语调，继续用生硬的日语说：“松本一郎，被我，在李家沟村东头，老槐树下，打死。他用孩子的尸体，挡在身前。”
佐藤的咆哮戛然而止。他像是突然被扼住了喉咙，眼球凸出，布满血丝，死死瞪着白良。李家沟，老槐树，孩子的尸体……这些词汇串联起来，指向一个他或许知情、或许默许、但从未直面过的具体场景。而此刻，这个场景被眼前这个冷静得可怕的军人，用最直白的方式，钉在了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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