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良放下枪的动作很慢，仿佛那支驳壳枪有千钧重。金属枪身离开佐藤额头时，发出轻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咔”声，像某种判决的暂缓。他直起身，没有再看地上那双燃烧着耻辱与痛苦的眼睛，转身面对小陈和围拢过来的战士们。
“执行命令。”他的声音恢复了惯常的冷静，但仔细听，能听出底下压抑的暗流，“找副担架，止血，注射镇静剂。他要活着，清醒地活着。”
战士们迅速行动起来。白良走到那块他曾站立的岩石旁，背对着忙碌的人群，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磨损严重的铁皮烟盒，抽出一支自制的卷烟，点燃。辛辣的烟雾吸入肺腑，刺激着他紧绷的神经。阳光已经驱散了晨雾，清晰地照亮了山谷里的一切：丢弃的武器、焦黑的弹坑、尚未干涸的血迹，以及那些垂头丧气的土黄色身影。胜利了，但他胸口却堵着一团难以言说的东西，沉甸甸的，压得他呼吸不畅。
小陈指挥着卫生员给佐藤进行紧急包扎和注射。佐藤没有挣扎，只是死死咬着牙，注射器针头刺入皮肤时，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眼神涣散了一瞬，随即又凝聚起怨毒的光，牢牢锁定白良的背影。那目光如有实质，像淬了毒的钉子。
“他会是个硬骨头。”小陈走到白良身边，低声说，递过自己的水壶。
白良接过，灌了一大口凉水，冲淡嘴里的烟味和血腥味。“再硬的骨头，也得敲开。”他抹了抹嘴角，视线投向远方层叠的山峦，“不是为了泄愤，是为了他脑子里那些东西。为了以后能少死些人。”这话像是说给小陈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坚定着那个艰难的决定。
担架抬走了佐藤。白良看着那个被束缚在担架上、因失血和药物作用而脸色灰败的敌军指挥官，脑海中却再次闪过赵铁柱血肉模糊的脸，还有李家沟村口那棵老槐树下，一个小小的、沾满泥污的虎头鞋。他猛地闭了下眼，再睁开时，已将翻涌的情绪死死压回心底。
“打扫战场，清点战果，掩埋烈士遗体，动作要快。”他扔掉烟头，用脚碾碎，“鬼子吃了大亏，附近的援军可能会反扑。一小时后，部队按预定路线转移。”
“是！”
命令层层传达下去，疲惫却胜利的战士们再次忙碌起来。白良也加入了清理工作，亲手将一位牺牲战士圆睁的双眼合上，捡起他紧握的、枪管还微微发热的步枪。每一件遗物，每一个名字，都在无声地拷问着他刚才那个“不杀”的决定。理智告诉他这是对的，甚至是大功一件；但情感深处，那个属于李家沟幸存者、属于赵铁柱战友的部分，却在嘶吼着不公。
转移途中，队伍沉默了许多。担架上的佐藤成了最扎眼的存在。战士们经过时，目光复杂，有仇恨，有好奇，也有不解。白良能感觉到这些视线，也能感觉到自己背上那两道来自担架方向的、冰冷的注视。他没有回头。
傍晚，队伍抵达预定的隐蔽营地。几乎同时，上级派来的特别小组也到了。领头的是一位姓徐的同志，约莫四十岁，戴着眼镜，面容斯文，但眼神锐利如鹰。与他同来的还有两名记录员和一名医生。没有寒暄，徐同志直接要求见佐藤。
临时清理出的山洞里，佐藤被固定在担架上，伤口已重新处理过，注射的药物让他虚弱却清醒。徐同志拉过一把简陋的木凳，坐在佐藤旁边，用流利的日语开口，声音平稳得像在讨论天气：“佐藤大佐，我是徐文渊。你的伤势我们的医生会负责。现在，我们需要谈一谈。”
佐藤扭过头，闭上眼睛，以沉默对抗。
徐同志不以为意，继续用那种平缓的语调说：“你的部队已经覆灭，你本人也在这里。战争对你个人而言，在这一刻已经结束了。但有些东西，可以不必结束得那么痛苦，或者，毫无价值。”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白良在山洞外巡视警戒。他听不到里面具体的对话，只能偶尔听到徐同志始终平稳的声音，和佐藤偶尔爆发出的、嘶哑含混的日语吼叫，伴随着身体挣扎时担架发出的吱呀声。那吼声里充满了愤怒、辱骂，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崩溃前兆。
深夜，徐同志才从山洞里出来，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眼镜后的眼睛却亮得惊人。他找到白良，两人走到远离营地的山坡上。
“初步接触，比预想的还要顽固。”徐同志点起一支烟，是带过滤嘴的香烟，这在根据地极为罕见，“军国主义思想浸透骨髓，把天皇、武士道看得比命重。常规的审讯手段，短期内很难见效。”
白良沉默地听着，山风吹拂着他脏污的军装。
“但是，”徐同志话锋一转，吸了口烟，“他并非无懈可击。他提到松本一郎时，情绪有明显波动。松本是他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也是他调来前线后最得力的部下，更是……李家沟事件的直接执行者。白队长，你击毙松本，不仅是为民除害，也等于斩断了佐藤在这里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同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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