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七年，四月至五月。
春光虽好，却难以驱散帝国上空日益凝聚的阴云。南洋的战备、北疆的侦察、朝堂的博弈，以及那艘突如其来的葡萄牙使船，如同数股交织的绳索，牵动着帝国的神经，预示着这个春天乃至整个夏天，都将是多事之秋。
一、 红夷之议：利刃与毒药
葡萄牙使团在南京的驿馆中安顿下来，但他们带来的波澜，却在朝野间持续扩散。
礼部和鸿胪寺依例接待，安排了觐见、赐宴、参观（有限度的）等流程。然而，真正的交锋，发生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在徐光启的主持下，一场小范围的、针对葡萄牙使团所献“礼物”特别是那些火器、书籍、地图的技术评估会，在格致院秘密进行。
评估的结果，让与会的宋礼（专程从北京赶回）、徐光启以及几位精挑细选的工部、兵部专家，心情复杂。
“这几支燧发手枪，工艺精湛，机括巧妙，尤其是这簧片的弹性和击发机构的可靠性，胜过我们仿制的‘洪武六年式’不少。”一位火器大匠反复拆卸组装一支手枪，叹道，“其钢材质地均匀，韧性极佳，且防锈处理巧妙。虽是小器，可见其大匠功底。”
宋礼则更关注那架单筒望远镜：“镜片研磨之精，远超我们目前水平。视物清晰，倍率稳定。若用于水师了望或陆军侦察，价值不可估量。”
徐光启的重点在书籍和地图上。《几何原本》的印刷本，内容与之前利玛窦口述、他笔录的版本基本一致，但更为系统完整。而那幅世界地图，其绘制之精确、涵盖范围之广，尤其是对非洲西海岸、南美洲、以及南洋群岛以东未知海域的勾勒（尽管仍有大量空白和猜测），令人震撼。它无声地宣告着一个事实：大明并非世界的中心，甚至不是唯一强大的文明。
“使者言，此图乃集合近百年葡、西等国航海家成果所绘，尚不完备，然大致不差。”通译转述着那位名叫迪奥戈·德·索萨的葡萄牙低级贵族使者的话。
“他们展示这些，既是示好，更是示威。”徐光启对朱雄英私下汇报时，一针见血，“示好者，愿以技艺、知识相交；示威者，提醒我们，泰西诸国舟车之利、探索之广，已非昔年蒙元时可比的‘蛮夷’。其所求贸易之利、传教之权，恐非表面那般简单。”
朱雄英深以为然。他将蒋瓛的调查结果与徐光启的技术评估结合起来看，轮廓渐渐清晰。
蒋瓛的密报显示，这支使团表面来自葡萄牙王室，实则与澳门的葡萄牙商团及耶稣会关系密切。其出使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强势扩张，严重威胁到葡萄牙（此时西、葡王位联合，但殖民地利益各自独立）在远东的传统利益（尤其香料贸易和马六甲航线）。葡萄牙人既无力单独对抗荷兰，又担心大明与荷兰冲突升级波及自身，更觊觎与大明扩大直接贸易（而非仅通过澳门中转）的巨利。此番前来，试探、合作、制衡荷兰的意图兼而有之。至于与“鹰旗船”或“狮王”的直接关联，目前尚未发现确凿证据，但不排除通过复杂的中间商网络存在间接联系的可能。
“他们想火中取栗，又想隔岸观火。”朱雄英冷笑，“拿出些好东西吊着我们，既想我们顶住荷兰人，又怕我们太强反过来威胁他们，还想趁机捞足好处。”
“殿下，然其所献之物，确有其价值。”徐光启谨慎道，“望远镜于军国大利；几何、地图于格致、海贸大有裨益；即便那火器工艺，亦能启发我等。若断然拒之，恐闭门绝益。若全盘应之，则恐受其挟制，滋长其势。”
“先生所言甚是。”朱雄英沉吟，“此事，需以我为主，趋利避害。他们想谈，可以。但规矩，得我们来定。”
数日后，一场由礼部尚书主持、徐光启、宋礼、及户部、市舶司官员参与，与葡萄牙使团的正式谈判，在礼部衙门展开。
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机锋。葡使迪奥戈重申了扩大贸易、降低关税、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特别是北京）传教等要求，并暗示可以协助调解与荷兰的争端，甚至提供“某些泰西先进技艺的咨询”。
大明方面则提出，扩大贸易可以商议，但需遵循新修订的《市舶条例》，且葡商须严格遵守大明律法，不得夹带违禁之物，不得庇护不法，其在华活动范围，仍以澳门及指定口岸为主。至于传教，可以允许耶稣会士在已有基础的广州、南昌等地继续活动，并可在南京设立一处固定的“译书馆”，协助翻译泰西典籍，但进入北京及内地传教，暂无可能。
关于调解与荷兰争端，大明方面态度明确：“南洋之事，乃我朝藩属安宁及海道畅通之内务，无须外人置喙。荷夷若守商约，自可相安；若恃强凌弱，我朝自有雷霆手段。”
最关键的“技术交流”部分，大明提出了一个方案：由格致院与葡方指定人员（主要是耶稣会士中的学者和工匠），在南京“译书馆”框架下，进行有选择的、对等的学术与技艺交流。大明可提供部分传统工艺、算学、农学典籍供其研究；葡方则需提供更多关于天文、历法、几何、地理测绘、以及……火器制造、船舶设计等方面的详细原理、图纸或实物样品。并且，所有交流成果，需经双方共同确认，大明拥有在其领土上的完全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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