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案，既没有完全拒绝葡方的“好意”，又将交流控制在了官方、有序、且相对平等的框架内，更明确了知识产权的归属（尽管此时尚无此概念），避免了技术单向流失或被掣肘。
迪奥戈显然没料到明方准备如此充分，条件如此“苛刻”。他反复强调“知识无价”、“友谊至上”，试图争取更宽松的条件和更多的传教自由，但在明方有理有据、软中带硬的坚持下，谈判进展缓慢。
谈判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在朝野流传。保守派官员再次聒噪，认为与“红毛夷”交往过密，有损天朝体统，且泰西之学“奇诡难测”，恐乱人心。支持新政的官员则多认为，若能以可控方式获取泰西之长技，于国有利。民间士林，则对此好奇与疑虑并存。
朱雄英对此不予置评，只是让谈判继续进行。他需要时间，观察葡方的真实底线和后续反应，也需要时间，让内部的不同意见充分暴露、碰撞、乃至融合。与西人的交道，注定漫长而曲折，而这仅仅是开始。
二、 边海新血：小胜与深忧
四月下旬，南洋。
周忱的“南洋联防第一舰队”在完成了首次大规模联合巡防后，取得了第一个战果——在邦加海峡以东，成功拦截并击溃了一支由四艘鹰旗快船组成的小型袭扰舰队。战斗中，明军吸取了上次教训，不再试图远距离炮击，而是利用数量优势和土邦船只的灵活，进行包抄围堵，逼迫对方接舷。虽然鹰旗快船依旧凶悍，火铳精准，但在绝对优势兵力的跳帮近战下，最终两艘被俘，一艘被焚毁，一艘重伤逃脱。俘虏中包括数名受伤的鹰旗船员。
初步审讯得知，这些船员成分复杂，有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冒险家，有从中亚流亡的武士，也有被雇佣的南洋土着。他们受雇于一个名为“海鹰商会”的神秘组织，该组织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密切合作，专门承接一些“灰色任务”，包括袭扰商路、打击敌对土邦、以及为荷兰人干一些“不方便直接出面”的脏活。至于“海鹰商会”的背后是谁，这些底层船员一无所知。
小胜鼓舞了士气，证明了联防策略的有效性。但周忱却高兴不起来。从俘虏口中和缴获的船只装备来看，“海鹰商会”显然拥有稳定的精良武器来源和充足的资金，其活动范围不仅仅在南洋，似乎还延伸到印度洋甚至更西。这是一个组织严密、背景深厚的对手，绝不仅仅是一伙普通的海盗或雇佣兵。
更令他忧虑的是，几乎在取得小胜的同时，他接到了旧港苏丹的紧急求援——一支规模更大的荷兰舰队（六艘主力武装商船），突然出现在旧港外海，以“搜查违禁品、确保航行自由”为名，强行拦截检查进出旧港的商船，并与旧港水军发生对峙，气氛紧张。
荷兰人显然是在报复，也是在试探。他们选择了大明最亲密的藩属之一、同时也是“南洋联防”重要节点的旧港下手，意图逼大明做出更强硬反应，或迫使亲明土邦屈服。
周忱面临抉择：是立刻率主力驰援旧港，与荷兰舰队正面对峙乃至冲突？还是暂避锋芒，固守其他要点，通过外交途径施压？
他思考良久，最终下令：“舰队主力，向宾坦岛基地集结，做出增援旧港态势，但保持距离。令旧港水军，避免与荷兰舰队正面冲突，可放其检查商船（非军械船），但需派船全程‘陪同’，记录其一切行为。同时，以八百里加急，将荷兰人强行检查藩属港口、威胁海道安全之行为，详奏朝廷，并提请朝廷向巴达维亚荷兰总督发出正式抗议照会！”
他选择了一种相对克制但立场鲜明的应对。既展现了维护藩属的决心，又未立即升级为军事冲突，将外交与军事压力结合起来，也为朝廷的后续决策留出了空间和理由。
几乎与此同时，北疆，蓝玉派出的化装侦察小队，历经艰险，终于从黑水河地区传回了第一份有价值的密报。
密报称，他们在黑水河北岸一处隐秘山谷，发现了大规模人马驻扎的痕迹，估计曾停留数百人、上千匹马，并有大量车轮印迹，显是运输重物。山谷中有临时冶炼炉和工棚废墟，发现了少量与北疆缴获火铳类似的金属碎屑和特殊矿渣。更关键的是，他们从一个偶然抓获的、前往该山谷交易皮毛的鄂尔多斯小部落牧民口中得知，约一个月前，确有一支“西边来的大商队”在此与“白帐的人”碰头，卸下了“很多沉重的箱子”，然后又装上“很多皮子和羊毛”离开了。牧民还提到，商队里除了蒙古人，还有“高鼻子、深眼睛、说话听不懂的人”，以及一些“穿着铁衣服、看起来很凶的人”护卫。
“西边来的大商队”、“高鼻子深眼睛的人”、“沉重的箱子”——这与军火交易的推测高度吻合！而且，交易地点、参与方、甚至部分人员特征都得到了侧面证实。
然而，这份密报是用血换来的。传递消息的两名夜不收，在返回途中遭遇不明身份骑队追杀，一人战死，一人重伤垂危，拼死将情报送回。蓝玉接到密报，既兴奋于线索的突破，又痛心于忠勇将士的牺牲，更对敌人侦缉与灭口能力感到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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