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的寒气像浸透了冰的棉絮，死死黏在毓庆宫的窗棂上。朱翊钧裹着件貂裘，坐在堆积如山的奏报中间，指尖的冻疮被炭火熏得发痒。暖阁里的炭火烧得正旺，铜炉上的水壶 “咕嘟” 作响，白雾顺着壶嘴袅袅升起，在横梁上凝成细小的水珠，像谁在无声地落泪。
这些奏报是他从通政司硬要过来的。当通政使看到小皇帝亲自来取时，那张蜡黄的脸上写满了惊慌，仿佛手里捧着的不是政务文书，而是滚烫的烙铁。朱翊钧没理会他的惶恐，让小李子搬了个藤筐，把那些标注着 “急件” 的奏报一股脑地装了进去 —— 他要亲眼看看，这大明的土地上，到底藏着多少被 “国泰民安” 四个字掩盖的苦难。
“万岁爷，喝口热茶吧，看您冻的。” 小李子捧着个白瓷碗进来，碗里的碧螺春还冒着热气。这孩子的手也冻得通红，指关节处裂开了好几道细缝，却还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生怕烫着他。
朱翊钧接过茶碗，暖意顺着掌心蔓延开，却驱不散心口的寒意。他摆摆手让小李子出去，目光重新落回那堆奏报上。牛皮纸的封皮被冻得发硬，上面的火漆印大多开裂，露出里面泛黄的纸页，像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
他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本，是漕运总督关于江南粮价的奏报，字里行间都是 “风调雨顺，米价平稳” 的套话。朱翊钧嗤笑一声，将它扔到一边 —— 他还记得苏州织户的血书，记得那些被饿死的流民，这些粉饰太平的文字，比通州乱葬岗的尸体还要冰冷。
一本本奏报被他翻开又合上，大多是些歌功颂德、敷衍了事的文字。有的地方官甚至用半本奏折描写当地的祥瑞，说什么 “冬雷震震，必有圣主”，看得朱翊钧胃里一阵翻涌。
直到日头西斜，铜炉上的水换了三茬，他才在一堆被压得变形的奏报里，摸到了一本薄薄的册子。封皮上没有火漆，只用粗麻绳捆着，上面用毛笔写着 “陕西灾情疏” 五个字，墨迹发黑，像是用血泪写就。
朱翊钧的心脏猛地一缩。
他认得这笔迹，是陕西巡抚崔镛的。上个月经筵上，张居正还提到过这个人，说他 “老成持重，善治灾荒”。可这本连火漆都没有的奏报，怎么看都不像出自 “善治灾荒” 的巡抚之手。
他解开麻绳，粗糙的纸页 “哗啦” 一声散开，带着股淡淡的霉味。奏报的字迹很潦草，甚至有几处被水渍晕染，看得出来是仓促写就。上面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干巴巴的记录：
“万历元年十月，陕西大雪，深三尺有余……”
“十一月，延安府民房倒塌七千余间，牲畜冻死万头……”
“十二月，米价涨至白银一两二钱一石，较去年涨三倍……”
朱翊钧的指尖在 “一两二钱” 上停顿了。他记得御膳房的账本，一小碟杏仁酥就要三钱银子，而陕西的灾民，要用一两二钱才能买一石米 —— 这意味着，一个五口之家，就算不吃不喝，一年的收入也未必够买一石米。
他继续往下翻，心一点点沉下去。
“…… 民多逃亡，路有饿殍……”
“…… 有母杀其子而食者，有兄弟相食者……”
“…… 臣巡查延安府时，见易子而食者三户，尸横于路者二十余具……”
“易子而食” 四个字像四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他的眼睛里。朱翊钧猛地合上奏报，胸口像被巨石压住，喘不过气来。他想起经筵上张居正说的 “朝廷已拨赈银”，想起祭天时百官肃立的背影，想起自己龙袍上绣着的 “十二章纹”—— 那些象征着 “仁民爱物” 的纹样，此刻却像一个个嘲讽的耳光，抽在他脸上。
“拨了赈银又如何？” 他对着空无一人的暖阁低吼，声音嘶哑，“一两二钱一石米，赈银够买几石？够活几人？”
铜炉上的水壶 “哨” 地一声响，蒸汽喷涌而出，模糊了他的视线。朱翊钧突然觉得，自己这皇帝当得像个笑话 —— 穿着华服，住着宫殿，吃着山珍海味，却连陕西的灾民在 “易子而食” 都不知道，还要从这被遗忘的奏报里，才能窥见一丝真相。
他重新翻开奏报，手指在 “易子而食” 那一页摩挲着，纸页的粗糙感刺得指尖发麻。一股莫名的冲动涌上心头，像被压抑了许久的火山，终于要喷发。
朱翊钧从笔洗里捞起那支专为他定制的紫毫朱笔。笔杆是紫檀木的，刻着精致的龙纹，笔尖饱蘸着朱砂，红得像血。这是他第一次用这支笔 —— 按例，皇帝的朱批要等亲政后才能使用，现在所有奏折都由张居正 “票拟”，李太后 “批红”，他这个名义上的天子，连动笔的资格都没有。
但他不管了。
朱翊钧屏住呼吸，手腕悬在奏报末尾的空白处。暖阁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擂鼓一样，震得耳膜发疼。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 —— 这将是他作为皇帝，第一次在奏报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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