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丙鹤侧过头，对身边的年轻后生道：“阿荣，去门口看着。有人靠近就咳嗽一声。”
年轻后生点点头，快步走了出去。
李长安也对常飞点点头。
常飞会意，也是朝门口走去。
仓库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远处的海面上传来一声汽笛，低沉而悠长，在暮色里飘散。
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的石壁，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天色又暗了一些，天窗透进来的光从灰白变成了暗蓝。
两人面对面站着，谁也没有急着开口。
六年了。
李长安想起1949年的旧金山。
那一年，司徒大佬决定回国。
临走之前，他把李长安叫到跟前，说，长安，致公堂交给你了。
那时候他虽然已经很有钱，但辈分低，堂里那些老人谁也不服他。
有人当面说，他一个混血儿，凭什么？司徒大佬拍着桌子说，凭我看人准。
凭他这些年捐的钱，比你们加起来都多。
那些话，是后来别人告诉他的。他当时不在场。
他只记得司徒大佬临走那天，握着他的手说，长安，致公党就交给你了。
然后就走了。
六年了。
司徒丙鹤先开了口。
“这一趟来，不容易。”她说，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从香港到旧金山，转了三趟船，绕了大半个太平洋。”
李长安点点头：“我知道。辛苦了。”
司徒丙鹤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你倒是不问问我为什么来。”
李长安笑了笑，没说话。
司徒丙鹤也不再绕弯子。她抬起手，解开风衣的扣子，从内袋里取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已经有些磨损，但封口完好。她把信封递过来。
“司徒大佬让我带给你的。”她说。
李长安接过信封，没有急着打开。他看了一眼封皮，上面没有字，只有一道模糊的水渍，像是过了很久。
“他……”
“走了。”司徒丙鹤的声音低了下去，“没受什么苦。八十七岁。”
李长安沉默了。
司徒大佬。
他想起第一次见那个人，得知自己有渠道搞到磺胺，司徒大佬破例将让自己加入安良堂。
然后司徒大佬为了筹款，四处奔走。
后来大佬要回国了。临走之前，把他叫到跟前，说，长安，致公堂交给你了。
他看着那双浑浊却依然有神的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司徒大佬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怕，我信你。
他那时候不知道，这五个字有多重。
“他走的时候，”司徒丙鹤的声音继续响起，“我在旁边。他拉着我的手说，丙鹤，你替我去一趟美国，找长安。把这个交给他。”
她顿了顿，看着李长安手里的信封。
“这是他亲笔写的。”
李长安看着手里的信封，沉默了几秒。然后他撕开封口，取出里面的信纸。
信纸有两页，泛黄的宣纸，毛笔小楷，字迹有些抖，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长安吾侄：见字如面。”
李长安的目光停在这五个字上，停了几秒。
吾侄。
他见过这个人很多次，但这个人从来没有当面叫过他什么。
只是在信里，叫他吾侄。
他继续往下看。
“我今年八十有七，自知时日无多。有些话，想说与你听。
你我相识十七年，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长成今天的样子。你在唐人街长大，吃过苦，受过气，知道这世道的不易。后来你闯出来了，有了钱，有了势，有了别人一辈子都够不着的东西。但你心里还装着那些事——你母亲是台山人，你37年回去过，你给那边送过东西。这些年，你捐的钱，做的事，我都知道。
长安，我这一辈子，走过很多路。年轻时在旧金山刷过盘子，修过铁路，挨过打，受过穷。后来致公堂立起来了，有了一点名堂。再后来，孙先生来米国，我帮他筹过款。抗战了，我发动大家捐钱捐物。那些年，我以为自己做的，就是该做的事。
但49年，我接到伟人的亲笔信，请我回去参加政协会议。我八十岁了，本来可以不回去的。但我看了那封信，看了很久。我想起自己这一辈子，想起那些年在海外漂泊的日子，想起那些死在铁路上的弟兄。我想，也许该回去看看了。
我回去了。
长安，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我哭了。六十多年了，我终于又踩在自己的土地上。北京的城墙还在，老百姓的日子还苦，但那股劲儿，不一样了。我见到伟人，见到总理，见到那些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他们跟我说，司徒老先生，欢迎回来。
我那时候想，我这辈子，值了。
长安，我不劝你回来。你的路要你自己走。但我有一个心愿——我希望你，有朝一日，也能回去看看。不是以米国资本家的身份，不是以威尔逊家族继承人的身份，是以李长安的身份，以一个华人的身份，去看看那个新国家。
那是咱们的根。
你母亲是台山人，你应该知道，台山的春天是什么味道。骑楼下的石板路，村落里的碉楼，潭江上的船笛。那些东西，不是钱能买来的。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我想着，你读到这些字的时候，应该还年轻。你还有机会。
长安，别忘了自己是谁。
不管你在那边走多远，心里得有一根绳子，拴着。不能断。
司徒
一九五五年四月”
李长安站在那里，看着手里的信，很久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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