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头儿。”
汉森离开后，邓恩独自坐在办公室里，这次行动失败成为其职业生涯的一个污点。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认为的常规监控后来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
华盛顿特区，FBI总部。
胡佛的目光扫过报告末尾，对身旁的克莱德·托尔森沉声道：“一次本可阻止的情报泄露，因现场判断与指挥失误而失手。卡尔·邓恩探员已不适合留在反间谍科核心岗位。”
托尔森会意，即刻安排。
次日，一纸人事调动通知抵达纽约分局。
通知上写明，卡尔·邓恩探员将不再担任反间谍科某行动组主管职务，即日起调任至纽约分局下属的“重大及暴力犯罪调查科”（Major Case & Violent Crime Division），担任该科室下辖一个专项调查组的负责人。
理由为“基于其丰富的调查经验与逻辑分析能力，充实刑事重案调查力量，以应对纽约市日益复杂的暴力犯罪形势”。
措辞官方，体面，但在这个体系中，从追踪国家级别威胁的反间谍前线，转去对付银行劫匪、连环杀手和黑帮仇杀，其意味不言自明——这是一种保留颜面但实质上的“流放”，从胡佛最看重、最能体现FBI“神圣使命”的领域，调往处理那些“虽然重要但终究是地方性麻烦”的领域。
邓恩平静地接受了调动。
他高效地完成了反间谍科工作的交接，将自己经手过的涉密文件一一归档封存。
他没有举行任何告别，只是在离开七楼那间视野开阔的办公室前，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城市天际线。
他的新办公室位于分局大楼的四楼，面积比之前小了些，窗外对着的是另一栋建筑的灰色侧墙，采光一般。
室内陈设简单，一张标准的办公桌，几张用于会客的椅子，一个文件柜。空气里隐约能闻到楼下传来的咖啡味和纸张味，与七楼那种特有的、混合了精密仪器与高度紧张感的氛围不同。
门口挂上了新的名牌：“卡尔·邓恩探员，重大案件调查组（Group 3）”。
昔日的同僚对此反应不一。
有人为他感到惋惜，认为是大材小用；
有人则暗自觉得，去管刑事案子或许更适合他这种“过于较真”的性格；
更多人则是遵循这个体系的生存法则，保持礼貌的沉默与距离。
邓恩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
他将那份人事通知放进抽屉，然后打开了手下探员送来的第一批亟待处理的卷宗——一桩涉及跨区毒品分销链的凶杀案，一宗看似寻常但可能有内情的珠宝店劫案，还有几份来自其他分局请求协查的暴力袭击报告。
报告里是熟悉的街头犯罪元素：混乱的现场、矛盾的目击证词、模糊的监控影像、以及底层社会各种灰色的动机。
他拿起笔，开始在上面标注疑点，梳理人物关系网，布置初步的调查方向。
动作娴熟，思路清晰，仿佛此前十余年与那些隐藏在国界阴影后的“钟表匠”们进行的无形博弈，只是另一份需要理清逻辑的复杂档案。
然而，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旧公文包内层，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普通牛皮纸文件夹里，装着“白蔷薇”行动非核心但允许个人留档的简报摘要、现场照片复印件，以及他私下整理的行为模式分析笔记。
东河码头冰冷的夜景照片、那架被精确击落然后迅速消失的无人机想象图、“钟表匠”可能的活动路径推测草图……这些并未随着岗位调动而被遗忘。它们像一块隐形的磁石，沉在心底。
每天，当处理完手头那些充斥着暴力和贪婪的刑事案件后，在办公室只剩下台灯昏黄光线的寂静时刻，他偶尔会锁上门，从公文包里抽出那个文件夹，摊开其中的某一页，静静地审视。
那些未完成的拼图，那个消失在夜色与专业手法中的幽灵，以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超越普通刑事犯罪范畴的阴影，成了他思维深处一个持续运转的、无声的背景进程。
官方层面的追捕或许因岗位变动而暂停，但对邓恩而言，那场在东河边未竟的较量，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对某种特定“模式”的警觉，已经悄然融入了他作为调查者的本能。
这份本能，将在他日后审视那些看似普通、却隐隐透着不协调感的街头罪案时，悄然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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