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夏天，阜新郊外的黄土坡上，热浪蒸腾，土地干裂。孙教授带着我们这支六人考古队，已经在这片被认定为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区域工作了近一个月。进展缓慢得令人沮丧，除了几片碎陶和零星的石器，几乎一无所获。
孙教授年近六旬，头发花白，考古生涯四十年，对这片土地有着近乎偏执的信仰。每天收工，他都会站在坡顶，望着逐渐西沉的落日，喃喃自语：“就在这儿，我能感觉到。”
队员李强是个急脾气的年轻人，私下常抱怨：“感觉？感觉能当饭吃？这鬼地方连口像样的水都找不到。”
他说的没错。我们的营地设在离发掘区不远的一片平地上，晚上睡觉时，帐篷里温度高得像个蒸笼。唯一的水源是三里外的一口老井，水带着一股土腥味，烧开了也去不掉。
七月中旬，事情出现了转机。那天下午，队员小张在探方里发现了一枚淡绿色的玉玦，虽然表面覆盖着土垢，但在阳光下依然能看出质地纯净。孙教授双手颤抖地接过玉玦，眼眶湿润：“来了，它们终于来了。”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陆续发现了更多的玉器——玉管、玉璧、玉璜，还有形制奇特的玉匕。奇怪的是，这些玉器出土的位置看似随机，但孙教授在图纸上标记后，隐约觉得它们之间存在某种规律。
第七天，一切都变了。
那是个闷热的傍晚，西天堆满了紫红色的云彩。我们正准备收工，突然刮起一阵冷风，吹得人脊背发凉。李强抬头望天，疑惑道：“这天气邪门，一下子凉快了十几度。”
话音刚落，天空中传来一阵细微的噼啪声。我抬头看去，惊呆了——无数玉器从无云的天空中落下，像是下起了一场玉器雨。
“不可能！”小张尖叫着躲到工作桌下。
玉器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却没有一件破碎。它们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全都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深绿色玉石制成，表面光滑得不像经历了千年风霜。
最诡异的是，这些玉器仿佛有生命一般，开始在地面上滑动、拼合。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连躲避都忘了。
“摄像机！快拿摄像机！”孙教授喊道，但他的声音被一阵突然响起的嗡鸣声淹没。
玉器组成了一条完整的龙形图案，长约三米，形态矫健，仿佛随时会腾空而起。它那由玉璧构成的眼睛似乎正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
“见龙在田...”孙教授喃喃自语，脸色苍白，“《周易》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怎么可能...”
夜幕降临，我们谁也不敢靠近那个龙形图案。吃过难以下咽的晚饭，大家聚集在主营帐里，气氛凝重。
“这是重大发现，明天我们就联系省文物局。”孙教授努力保持镇定，但他不时颤抖的手暴露了内心的震动。
李强突然站起来：“我觉得这事邪门，咱们是不是触犯了什么？我听当地老人说，这片土地是有守护灵的。”
“别胡说八道！”孙教授呵斥道，“我们是科学工作者。”
那晚，我辗转难眠。凌晨两点，我爬起床，鬼使神差地拿上手电筒，悄悄走向发掘区。
玉龙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绿光，比白天更加栩栩如生。我站在不远处，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敬畏从心底升起。
突然，我听到一阵低语，像是很多人在同时吟诵什么。声音很轻，却清晰可辨，带着一种古老而陌生的语调。
“谁在那儿？”我大声问道，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颤抖。
低语声戛然而止。我深吸一口气，正准备转身回营，眼角的余光却瞥见玉龙的眼睛闪了一下。我猛地转头，确信自己看到那玉制的眼珠转动了，正与我对视。
我连滚爬爬地跑回营地，一夜无眠。
第二天，省文物局的专家们赶到了。他们看到玉龙图案，同样震惊不已。拍照、测量、记录，工作紧张地进行着。
然而，当专家试图取下一块玉器进行检测时，怪事发生了。那研究员的手刚触碰到玉器，就猛地缩回，惨叫一声。他的手指上出现了一道焦黑的痕迹，像是被高温烫伤。
“这东西带电！”他惊恐地说。
孙教授皱眉上前，小心翼翼地从口袋掏出那枚最初发现的玉玦。就在他拿出玉玦的瞬间，地面上的玉龙突然发出强烈的绿光，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放回去，教授。”我不知哪来的直觉，低声说道。
孙教授犹豫了一下，缓缓蹲下身，将玉玦放在玉龙图案旁边。绿光立刻减弱了，眩晕感也随之消失。
现场一片寂静。
当晚，我们被迫暂停工作，等待更高级别的专家前来。营地里的气氛越发诡异，每个人都变得神经质。小张说她晚上听到帐篷外有脚步声，但探头看时却空无一人；李强则声称他的工具每晚都会莫名其妙地移动位置。
我注意到孙教授变得越来越奇怪，他常常独自一人对着玉龙图案低语，有时甚至深夜还坐在发掘区边缘，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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