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把我扔在喀什站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件被遗忘的行李。
三天两夜的硬站，我的腿脚已经麻木得不属于自己。走出车厢，干燥的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有点疼。天，蓝得吓人，太阳明晃晃的，像个巨大的探照灯，把我从里到外那点狼狈照得无所遁形。
周围全是听不懂的话，看不懂的文字，还有那些轮廓深邃的面孔。我攥着口袋里最后那几张票子，它们被手汗浸得发软。过去我签几百万合同眼睛都不眨，现在却要算计着怎么用这几百块活下去。
我得找个地方躺下，哪怕只能躺一会儿。我瞄见了车站旁边那排低矮的民房，挂着歪歪扭扭的“住宿”牌子。就那儿了。
柜台后面是个胖胖的维吾尔族大妈，正盯着手机里的电视剧，头也没抬：“住宿？身份证。”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心悬到了嗓子眼。那小小的卡片，现在是我的耻辱柱。
大妈在机器上刷了一下，屏幕亮起的光映在她脸上。她终于抬起头，上下打量我，眼神里没有鄙视，倒像是看惯了这种场景的麻木。“有限制哦，”她把身份证塞回我手里，“星级酒店不行，我这里嘛，可以。大通铺，一晚上，三十。”
三十块。我居然为这三十块能收容我而感到一丝庆幸。“谢谢……就要这个。”声音干巴巴的。
所谓的“大通铺”，就是后院一排破平房，门一开，一股浓烈的脚臭、汗味和劣质烟味混在一起，差点把我顶一跟头。十几张钢丝床挤得满满当当，住客们眼神浑浊，衣衫褴褛。我找到那个属于我的铺位，帆布床单上污渍斑斑。
我一屁股坐下去，钢丝床发出痛苦的呻吟。完了，陆航，你是真的完了。从写字楼里的陆总，到三十块大通铺里的盲流，这落差大得让我想笑，嘴角却像挂了铅块，怎么也扯不动。
傍晚，我实在受不了屋里的味儿，逃到了喀什古城东门外。巨大的土黄色城墙沉默地立着，游客散尽，四周一下子空寂下来。我靠着墙角滑坐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行李箱歪在旁边，跟我一样，是多余的。
绝望像冰水，从头顶浇下来，凉透了心扉。我能去哪儿？我能干什么？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有人停在我面前。我抬起头，夕阳的余晖有点刺眼，只能看到一个戴着小帽的清瘦老人的轮廓。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行李箱，什么也没说，弯下腰，直接提起了我那死沉箱子。
他示意我跟上。我像被施了咒，呆呆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跟着他走进迷宫般的小巷。
他在一扇低矮的木门前停下，推开门。一股混合着泥土和某种烟火气的味道涌出来。院子很小，角落里堆着陶土，一座小土窑像个沉默的卫士。
老人进屋端出一碗滚烫的茶，递到我手里。碗很粗糙，茶是砖红色。
我捧着碗，热度烫着掌心，那股暖意好像顺着胳膊流进了心里。我低头喝了一口，味道很怪，又咸又涩，却让我冻僵的身体一点点活过来。
老人就坐在我对面，安静地看着我。夕阳给他镀了层金边。
过了好久，他用生硬的汉语，慢慢地说：
“娃娃，莫怕。”
他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
“太阳，明天，会照常升起。”
就这一句。我死死捧着那只碗，眼泪毫无预兆地滚下来，砸进茶碗里。我赶紧低下头，不敢让他看见。这好像是我垮掉以后，第一次哭出来。
那碗茶，像是一剂救命的药。热量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然后扩散到四肢，连带着把盘踞在骨头缝里的寒气也逼了出去。我捧着那只粗陶碗，指尖传来的粗糙感异常真实，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
买买提大叔——他告诉我他的名字——站起身，示意我进旁边的小屋。屋里有点暗，但很干净。一面大土炕，铺着颜色鲜艳的毯子。墙上挂着我不认识的图案的挂毯。空气里那股泥土和釉料的味道更浓了，却不难闻，反而让人安心。
他给我添了茶，然后就坐到炕沿上，拿起一个半成品的陶罐和一把小刻刀，借着窗外最后的光，专注地刻画起来。
刻刀划过陶土，发出沙沙的轻响。屋子里再没别的声音。没有催命一样的电话铃，没有那些虚伪的客套，也没有我自己心里翻江倒海的悔恨和恐惧。只有这沙沙声，和我自己逐渐平复下来的心跳。
我偷偷看他。那双手，又老又糙，裂着口子，却稳得可怕。刀尖在他手下，像是活了一样，复杂的纹路一点点浮现出来。他刻的时候，眼神都不一样了，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他和他手里的陶罐。
我见过太多人盯着合同、报表、股票曲线的眼神，贪婪的，紧张的，算计的。可像他这样，纯粹因为“做东西”本身而发光的眼神，我第一次见。
“大叔……您做这个，做了多久了？”我忍不住问，声音还有点哑。
他抬起头，想了想，用手比划着到他腰那么高：“羊，很小的时候。我爸爸，爸爸的爸爸……都在这里，和泥巴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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