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初，深圳的冬天罕见地飘起了细雨。合资工厂的财务室里，算盘声噼里啪啦响了一整夜。赵红英盯着账本上触目惊心的赤字，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
又一家银行拒绝了。年轻的会计小张推门进来，脸上写满焦虑，建设银行说我们的抵押物估值不够。
刚从香港参加完经贸洽谈会的齐铁军，冒雨赶回工厂。他脱下淋湿的外套，眉头紧锁：外资银行的贷款条件呢？
汇丰要求年息18%，还要用全部股权做抵押。财务科长摇头，这条件太苛刻了。
就在这时，车间主任老陈急匆匆跑来：红英厂长，原材料只够用三天了。供应商说不见货款不发货。
赵红英猛地站起，受伤的腿一阵刺痛，让她险些摔倒。沈雪梅及时扶住她：你的腿不能这样折腾。贷款的事，大家慢慢想办法。
慢不得！赵红英推开她的手，三百多工人等着发工资，停产一天损失十万。
陆文婷抱着一摞资料进来，眼镜上还沾着雨珠：我核算过了，如果能将能耗降低15%，一个月能省下八万。但这需要改造生产线，先期投入就要五十万。
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要省钱需要先投入，要投入需要先贷款，要贷款需要先盈利。
我去找信用社。赵红英抓起外套，老关系或许能通融。
但现实比她想象的更残酷。信用社主任面露难色：红英啊，不是不帮你。上面刚下了文件，要控制对乡镇企业的贷款规模。
夜幕降临，工厂的灯光在雨幕中显得格外冷清。赵红英独自在车间里踱步，机床静静地停在那里，像一头头沉睡的巨兽。她抚摸着冰冷的设备，想起当年建厂时的艰辛。
有了！她突然眼前一亮，快步走向办公楼。
第二天一早，赵红英召开全体员工大会。站在简陋的主席台上，她的声音格外坚定：工厂遇到困难，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决定，动员大家集资渡难关。
台下鸦雀无声。老工人王大柱第一个站起来：厂长，我存了五千块娶媳妇用的，先拿来应应急。
我出一万。质检员小李接着说，这是我准备买婚房的钱。
短短一上午，全厂筹集了八十万。但这还远远不够。
转机出现在第三天。香港客商林先生来厂验货，得知情况后，主动提出预付半年货款。我看好你们的质量，他说，这点风险值得冒。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税务所送来通知，要求限期补缴上半年的税款。我们已经申请缓缴了呀。会计小张急得直跺脚。
让我去沟通。陆文婷拿起文件，我研究过最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许有转圜余地。
在税务局，陆文婷用流利的专业术语解释着政策条款。税务科长从最初的严肃，渐渐露出赞赏的神色：没想到你们对政策吃得这么透。这样，我向局里申请特事特办。
资金危机暂时缓解，但赵红英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深夜，她在办公室里对着财务报表苦思冥想。齐铁军推门进来，递给她一杯热茶。
我有一个想法。赵红英眼睛发亮，与其总被资金牵着鼻子走，不如我们主动转型。
做高附加值产品。齐铁军立即明白她的意思，但这需要技术升级。
正是。赵红英摊开规划图，我计算过，只要拿下德国那套自动化生产线，产能可以翻三倍。
但那要一千万。
所以我们要双管齐下。赵红英的眼中闪着光，一方面争取政策性贷款，一方面接外贸代工积累资金。
这个大胆的计划在管理层引起了激烈讨论。保守派认为风险太大，激进派则表示支持。争论持续到深夜。
最后，齐铁军拍板：红英的思路是对的。我们不能总在低端市场打价格战。
令人意外的是，最坚定的支持来自基层。老工人王大柱代表一线员工发言：厂长，我们信你。需要加班赶工，尽管吩咐。
新的征程充满艰辛。为了争取政策性贷款，赵红英连续一个月往市里跑。为了争取代工订单，她带着样品走遍广交会每一个展位。
转机出现在一个雨夜。赵红英从市政府回来，浑身湿透，但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低息贷款批下来了！
车间里爆发出欢呼声。但陆文婷敏锐地发现，批下来的额度只有申请的一半。这意味着，我们得自筹另外五百万。
够了。赵红英信心满满，有了这笔启动资金，我有把握在半年内赚回另外五百万。
新的自动化生产线安装那天，全厂像过节一样。但当第一批产品下线时，质量却出了问题。
精度不达标。陆文婷的检测报告令人沮丧，新设备和我们现有的工艺不匹配。
那就改造工艺。赵红英没有气馁，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
经过三个月的调试改造，新产品终于达到标准。更令人惊喜的是，成本比预计降低了20%。
年底结算时，工厂不仅还清了贷款，还破天荒地实现了盈利。在庆功宴上，赵红英举起酒杯：今天的好日子，是大家一起拼出来的。但我得说，下一个坎已经来了。
她展示了一份新文件：即将实施的国际环保标准，要求所有产品必须达到新的能效等级。这意味着，又一轮技术改造迫在眉睫。
但这一次，没有人慌张。经过风雨洗礼的团队，已经学会了在危机中寻找机遇。
月光下，新安装的自动化生产线泛着冷峻的金属光泽。赵红英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严峻的挑战，还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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