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的呼兰，热浪裹着蝉鸣，让人浑身发燥。县局老民警活动室里，吊扇“嗡嗡”地转着，吹不散空气里的沉闷。老周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手里捏着一份沈砚案的复查报告，纸页被他攥得发皱，指节泛白。
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1983年沈砚案存在刑讯逼供，嫌疑人手臂有明显淤青；关键证人李老汉证言前后矛盾，未予核实；作案凶器来源存疑，未形成完整证据链……”老周的手控制不住地发抖，旁边的老郑（和郑钧同名的退休民警）递过来一杯凉茶：“老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别再揪着不放了。”
“怎么能不放？”老周的声音发哑，眼眶泛红，“当年我是沈砚案的协办民警，我早就觉得不对劲——沈砚第一次录口供时，说不清楚作案时间，我还在笔记本上写了‘口供有疑，需核实’，可郑钧说‘上面催得紧，严打期间不能拖’，我就没再坚持。”他捶了捶自己的腿，“要是我当年多顶一句，多查几天，沈砚是不是就不会死？秦柏是不是就不会走上绝路？这五个人的命，就不会这么没了！”
老郑叹了口气，没再说话。活动室里的其他老民警也都沉默着，他们大多经历过1983年的严打，知道当年“多破案、快破案”的压力，可谁也没想到，一次“没坚持”，会酿成这么大的悲剧。
9月的一天，程野特意绕到老周家。老周家在县城的老巷子里，院门口种着一架葡萄，翠绿的叶子爬满架子，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老周正坐在葡萄架下喝茶，看到程野来，连忙起身：“程警官，快坐，我刚泡的茉莉花茶。”
程野接过茶杯，抿了一口，茶香里带着清甜。“周叔，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沈砚案。”他看着老周，语气诚恳，“我知道您心里一直有疙瘩，其实当年的事，不能全怪您，那时候的执法环境，确实有太多无奈。”
老周摇了摇头，从屋里拿出一个旧铁皮盒，打开后，里面是一本泛黄的工作笔记。他翻到1983年11月的那一页，上面是他工整的笔迹：“11月5日，提审沈砚，其手臂有淤青，称‘被打后才认罪’；11月7日，走访李老汉，其称‘没看清凶手，但郑警官让我指认沈砚’……”后面还有几行字，被划掉了，隐约能看出是“需重新核实，避免错案”。
“这是我当年的懦弱。”老周指着被划掉的字，声音有些哽咽，“我明明知道有问题，却因为怕得罪领导、怕影响结案率，把话咽了回去。这些年，我总梦见沈砚的母亲坐在局门口哭，梦见秦柏被抓时的眼神，我这心里，就跟针扎一样。”
程野看着笔记本上的字迹，心里也不好受。“周叔，您能把这些记下来，能有这份反思，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放下茶杯，认真地说，“过去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但我们可以把教训传下去。现在县局正在推广《证据审核标准》，我想把您的笔记整理一下，作为‘旧案反思教材’，让现在的年轻民警看看，当年我们错在哪里，以后该怎么避免。”
老周愣了一下，随即重重地点头：“好！好！只要能让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我这笔记拿出来也值了！”
12月的退休民警座谈会，县局特意把地点设在了活动室，暖气开得很足，中间还摆了个炭火盆，老民警们围坐在炭火旁，手里捧着热茶，气氛却有些沉重。许文斌局长先讲了话，提到了沈砚案和秦柏案，希望老民警们能多提提意见，帮助现在的民警改进工作。
话音刚落，当年的预审科科长老张就开了口：“我有责任。”他放下茶杯，声音有些沙哑，“当年沈砚的口供，有几页是小李代笔的，我看出来了，却没制止，还在上面签了字。我总想着‘大家都不容易，快点结案就好’，现在想想，我这是对法律不负责，对嫌疑人不负责！”
紧接着，当年的派出所所长老王也红了眼眶：“我也有责任。李老汉是我们所辖区的，当年郑钧让我去核实他的证言，我只问了一句‘是不是沈砚’，他说‘是’，我就报上去了，根本没问他‘怎么看见的’‘有没有证据’。要是我多问几句，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
老民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当年的疏忽和后悔，有的甚至抹起了眼泪。程野坐在旁边，认真地听着，手里的笔记本记满了字。等大家说完，他站起身：“各位前辈，谢谢你们愿意说出这些。你们的反思，不是‘认错’，而是‘担当’——是对死者的告慰，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执法没有‘差不多’，只有‘对不对’；没有‘赶进度’，只有‘守底线’。以后我们会把你们的反思整理出来，让每一位民警都学习，确保不再有冤案发生。”
12月25日，老周约程野去呼兰河。冬天的呼兰河结了厚厚的冰，阳光照在冰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河岸边的树枝光秃秃的，寒风一吹，发出“呜呜”的声响。两人站在河边，看着远处的夕阳，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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