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的呼兰,热浪裹着蝉鸣,让人浑身发燥。县局老民警活动室里,吊扇“嗡嗡”地转着,吹不散空气里的沉闷。老周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手里捏着一份沈砚案的复查报告,纸页被他攥得发皱,指节泛白。
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1983年沈砚案存在刑讯逼供,嫌疑人手臂有明显淤青;关键证人李老汉证言前后矛盾,未予核实;作案凶器来源存疑,未形成完整证据链……”老周的手控制不住地发抖,旁边的老郑(和郑钧同名的退休民警)递过来一杯凉茶:“老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别再揪着不放了。”
“怎么能不放?”老周的声音发哑,眼眶泛红,“当年我是沈砚案的协办民警,我早就觉得不对劲——沈砚第一次录口供时,说不清楚作案时间,我还在笔记本上写了‘口供有疑,需核实’,可郑钧说‘上面催得紧,严打期间不能拖’,我就没再坚持。”他捶了捶自己的腿,“要是我当年多顶一句,多查几天,沈砚是不是就不会死?秦柏是不是就不会走上绝路?这五个人的命,就不会这么没了!”
老郑叹了口气,没再说话。活动室里的其他老民警也都沉默着,他们大多经历过1983年的严打,知道当年“多破案、快破案”的压力,可谁也没想到,一次“没坚持”,会酿成这么大的悲剧。
9月的一天,程野特意绕到老周家。老周家在县城的老巷子里,院门口种着一架葡萄,翠绿的叶子爬满架子,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老周正坐在葡萄架下喝茶,看到程野来,连忙起身:“程警官,快坐,我刚泡的茉莉花茶。”
程野接过茶杯,抿了一口,茶香里带着清甜。“周叔,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沈砚案。”他看着老周,语气诚恳,“我知道您心里一直有疙瘩,其实当年的事,不能全怪您,那时候的执法环境,确实有太多无奈。”
老周摇了摇头,从屋里拿出一个旧铁皮盒,打开后,里面是一本泛黄的工作笔记。他翻到1983年11月的那一页,上面是他工整的笔迹:“11月5日,提审沈砚,其手臂有淤青,称‘被打后才认罪’;11月7日,走访李老汉,其称‘没看清凶手,但郑警官让我指认沈砚’……”后面还有几行字,被划掉了,隐约能看出是“需重新核实,避免错案”。
“这是我当年的懦弱。”老周指着被划掉的字,声音有些哽咽,“我明明知道有问题,却因为怕得罪领导、怕影响结案率,把话咽了回去。这些年,我总梦见沈砚的母亲坐在局门口哭,梦见秦柏被抓时的眼神,我这心里,就跟针扎一样。”
程野看着笔记本上的字迹,心里也不好受。“周叔,您能把这些记下来,能有这份反思,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放下茶杯,认真地说,“过去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但我们可以把教训传下去。现在县局正在推广《证据审核标准》,我想把您的笔记整理一下,作为‘旧案反思教材’,让现在的年轻民警看看,当年我们错在哪里,以后该怎么避免。”
老周愣了一下,随即重重地点头:“好!好!只要能让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我这笔记拿出来也值了!”
12月的退休民警座谈会,县局特意把地点设在了活动室,暖气开得很足,中间还摆了个炭火盆,老民警们围坐在炭火旁,手里捧着热茶,气氛却有些沉重。许文斌局长先讲了话,提到了沈砚案和秦柏案,希望老民警们能多提提意见,帮助现在的民警改进工作。
话音刚落,当年的预审科科长老张就开了口:“我有责任。”他放下茶杯,声音有些沙哑,“当年沈砚的口供,有几页是小李代笔的,我看出来了,却没制止,还在上面签了字。我总想着‘大家都不容易,快点结案就好’,现在想想,我这是对法律不负责,对嫌疑人不负责!”
紧接着,当年的派出所所长老王也红了眼眶:“我也有责任。李老汉是我们所辖区的,当年郑钧让我去核实他的证言,我只问了一句‘是不是沈砚’,他说‘是’,我就报上去了,根本没问他‘怎么看见的’‘有没有证据’。要是我多问几句,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
老民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当年的疏忽和后悔,有的甚至抹起了眼泪。程野坐在旁边,认真地听着,手里的笔记本记满了字。等大家说完,他站起身:“各位前辈,谢谢你们愿意说出这些。你们的反思,不是‘认错’,而是‘担当’——是对死者的告慰,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执法没有‘差不多’,只有‘对不对’;没有‘赶进度’,只有‘守底线’。以后我们会把你们的反思整理出来,让每一位民警都学习,确保不再有冤案发生。”
12月25日,老周约程野去呼兰河。冬天的呼兰河结了厚厚的冰,阳光照在冰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河岸边的树枝光秃秃的,寒风一吹,发出“呜呜”的声响。两人站在河边,看着远处的夕阳,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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