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的呼兰，雪还没化透，县局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却透着一股紧绷的劲儿。程野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捧着一本蓝皮册子，封面上“刑事案件证据审核标准”几个字，被他用红笔描得格外醒目。册子的边角已经被翻得卷边，每页空白处都写满了他的批注——“沈砚案：无凶器佐证，口供存疑”“秦柏案：蓝色纤维最初未重视，延误线索”，这些用红笔标注的教训，像一个个警钟，提醒着他不能有丝毫松懈。
“程队，这起盗窃案的案卷，您看看能不能移送起诉？”年轻民警小王抱着一摞案卷走进来，脸上带着急色，“失主天天来催，上面也问了好几次进度。”
程野接过案卷，一页页仔细翻着。案子是小王办的，嫌疑人已经认罪，但案卷里只有口供记录，没有赃物追回证明，也没有目击证人的证言。他把案卷放在桌上，指了指空白处：“小王，你看这里，嫌疑人说偷了手表和现金，但手表没找到，现金的数额也和失主说的对不上，怎么证明是他偷的？”
小王挠了挠头：“可他都认罪了，而且失主也指认了他……”
“认罪不能当证据，指认也可能有偏差。”程野打断他，拿起桌上的《证据审核标准》，翻到“三无案件处理办法”那一页，“你看这条，无物证、无完整口供、无证人佐证的案子，一律退回补充侦查。当年沈砚案就是因为只看口供，没找物证，才造成了冤案。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万一抓错人，毁掉的是别人一辈子。”
小王看着程野严肃的表情，又看了看标准上的红笔批注，慢慢低下了头：“我知道了程队，我现在就去重新查，一定找到赃物和证人。”
后来，小王重新走访了案发现场周边的住户，终于在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了被卖掉的手表，还找到了看到嫌疑人作案的邻居。当证据摆在嫌疑人面前时，他才承认自己一开始说了谎，真正的赃物比他交代的多了三倍。结案那天，小王特意找到程野：“程队，幸好您拦住了我，不然我就办错案了。”程野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这个教训，证据才是办案的根本。”
转眼到了3月，一场春雨过后，呼兰县的泥土里透着湿气。城郊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失主是个独居老人，说丢了500元现金——那是他攒了半年的医药费。程野带着勘查组赶到现场时，院子里满是泥泞，几个年轻民警踩着泥水四处查看，脸上带着“案子小，随便找找”的随意。
“都慢着点，别破坏了痕迹。”程野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手套戴上，小心翼翼地扒开窗台边的杂草。雨后的窗台沾着泥，他用手电筒照了半天，终于在窗沿下方发现了半个模糊的脚印，“小王，过来拍照，注意把脚印的纹路拍清楚。”
小王连忙拿出相机，蹲在旁边仔细拍摄。其他民警见状，也收起了随意的态度，跟着程野在院子里搜寻。没过多久，程野在草堆里发现了一枚黑色的纽扣，纽扣上还缠着几根蓝色的线：“把这个装起来，回去比对一下嫌疑人的衣服。”
“程队，就500块钱，用不用这么细致啊？”有个民警小声嘀咕。
程野站起身，擦了擦裤脚上的泥：“钱少不代表案子小，对老人来说，这500块是救命钱。而且不管案子大小，都得讲证据，不能凭感觉抓人。万一因为我们不细致，放了真凶，或者抓了好人，都是我们的失职。”
回到局里，程野让技术组比对脚印和纽扣。很快，技术组就有了结果——脚印和辖区内有盗窃前科的李某吻合，纽扣也和李某一件旧外套上的纽扣一致。程野带着人找到李某时，他起初死不承认，直到程野拿出脚印照片和纽扣，他才瘫坐在地上，不仅承认了这起盗窃案，还交代了之前在邻县犯下的三起盗窃案。
老人拿到追回的500元时，拉着程野的手哭个不停：“谢谢程警官，谢谢你们帮我把钱找回来，这是我的救命钱啊！”程野看着老人激动的样子，心里更坚定了——不管案子大小，都要守住证据底线，这是对受害者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
6月的培训基地，蝉鸣阵阵。程野站在讲台上，面前坐着几十名新入职的民警，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笔记本和笔，眼神里满是认真。他手里拿着一叠照片，最上面一张，是秦柏案里那把带血的匕首，旁边一张，是秦柏的笔迹练习稿。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不是课本上的理论，而是我亲身经历的案子——呼兰连环杀人案。”程野把照片贴在黑板上，声音沉重，“这起案子的根源，是1983年的沈砚冤案。当年办案的民警，只凭口供就定了案，没有找到凶器，没有核实证人，最终导致沈砚含冤而死，秦柏为了复仇，杀了四个人。如果当年我们能多找一个物证，多核实一个证人，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
台下的新民警们都屏住了呼吸，认真听着程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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