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末的清晨，法院门前的梧桐叶落了满地，被风卷着贴在台阶上，像一层薄薄的痂。早上八点半，旁听的人群已在安检口排起长队，媒体记者的镜头对准法院大门，镜头盖反射的光在冷空气中晃得人眼晕。赵岩站在队伍末尾，看着前面穿着素黑外套的王女士，她怀里抱着一个半旧的相框，相框边缘被磨得发亮，里面是东沟村灭门案中遇害的丈夫和儿子的合影——照片上的孩子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如今却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到”庭审现场。
“赵警官，麻烦您帮我拿一下。”王女士突然转身，声音有些发颤，她把相框递给赵岩，双手去掏包里的身份证，“昨晚没睡好，手总抖。”赵岩接过相框，指尖触到冰凉的玻璃，能清晰看到照片里男人肩膀上的褶皱，那是他生前常穿的那件蓝色工装。“别紧张，今天会有结果的。”赵岩轻声说，他知道这句话很苍白，却想不出更合适的安慰。
九点整，法槌“咚”地一声落下，震得法庭穹顶的灰尘似乎都动了动。审判长穿着黑色法袍，目光扫过法庭：“现在开庭，被告人陈建明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由本院依法公开审理。”法警押着陈建明走进法庭，他穿着看守所的灰色马甲，手腕和脚踝上的镣铐在地面拖出“哗啦”的声响。他低着头，长发遮住半张脸，只有在经过旁听席时，才微微抬了一下眼，目光掠过王女士怀里的相框，又迅速垂下去，像被什么烫到。
法庭调查阶段，检察官起身宣读起诉书，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整个法庭，每一个字都像落在钢板上：“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陈建明自今年3月起，流窜于南方某省、邻省及北方某市，先后在河湾村、青杨村、东沟村等七处地点，以撬门入户的方式进入被害人住宅，实施故意杀人行为，致十四人死亡，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起诉书宣读完毕，审判长看向陈建明：“被告人陈建明，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证据清单，有无异议？”陈建明抬起头，嘴唇动了动，过了几秒才发出声音：“没有异议，都是我做的。”他的声音很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旁听席上立刻响起一阵压抑的抽泣声，王女士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
随后，检察官开始逐一出示证据。技术科的王工程师戴着白手套，将一个透明证物盒放在证物台上，里面是一把磨得发亮的水果刀：“这把刀是在被告人陈建明的临时工宿舍查获的，刀刃上提取到的血迹，经DNA比对，与河湾村被害人李某的血迹分型一致；刀柄上的指纹，与被告人陈建明的十指指纹完全匹配。”投影仪将刀身的血迹分布图投在大屏幕上，暗红色的痕迹在白色背景下格外刺眼，旁听席上有人别过脸，不敢再看。
老周穿着警服，站在证人席上，手里拿着一本黑色笔记本：“这本笔记本是在被告人床底的帆布包中发现的，上面用铅笔记录了七处地名及对应的日期，经核实，这些地名正是七起案件的案发地点，日期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完全吻合。其中最后一页标注的‘6.XX’及模糊村庄轮廓，结合被告人供述，是其尚未实施的作案计划，目标为瓦窑村的独居老人家庭。”老周翻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投影仪将那片模糊的轮廓放大，能看到几笔简单的线条，勾勒出房屋的形状，像一个冰冷的预兆。
法医李桐的作证则更让人揪心。她手里拿着厚厚的尸检报告，声音平稳却带着沉重：“河湾村被害人王某，女，62岁，致命伤为左胸锐器刺创，创口深达8厘米，刺破心脏；其孙子张某，男，5岁，致命伤为颈部锐器切割伤，致颈动脉破裂……所有被害人的伤口均为被告人正面攻击所致，无明显抵抗痕迹，推测被害人在睡眠中被惊醒，来不及反抗即遭杀害。”李桐每念到一个被害人的名字和年龄，旁听席上就有对应的家属浑身发抖，有位老太太甚至需要旁边的人搀扶才能坐稳——她的儿子和儿媳，正是青杨村案的被害人。
证据出示完毕，检察官开始讯问陈建明。“被告人陈建明，你第一次作案时，为何选择河湾村的李某一家？”陈建明低着头，手指在被告席的栏杆上轻轻摩挲，过了很久才回答：“那天我在村里转，看到他们家院子里有小孩的玩具，灯亮到很晚，我觉得……他们过得挺好。”“你觉得他们过得好，就要杀了他们？”检察官追问，声音提高了几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五岁的孩子，他甚至还没来得及上小学？”陈建明没有回答，只是把头埋得更低，肩膀微微抽动了一下。
辩护律师随后发言，他没有否认犯罪事实，而是提交了一组关于陈建明成长经历的证据：“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陈建明自幼父母双亡，寄住在叔叔家，因家境贫困小学辍学，14岁便外出打工，期间多次被雇主克扣工资、遭受歧视。这些经历导致其形成扭曲的人格，缺乏基本的社会认同感与共情能力。我们并非为其犯罪行为开脱，只是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能考虑到被告人的成长环境对其犯罪行为的影响，给予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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