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的夏天，专案组会议室。气氛沉闷得如同暴风雨前凝固的空气。窗户开着，但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无法驱散室内弥漫的焦虑和无力感。
墙上那张巨大的案件线索图，时间轴最终停止在“2002.2.5 徐婷案”这个节点上。一条红色的粗线在这里戛然而止，仿佛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桌子上，摊开着徐婷案的所有物证：那枚毫无新意的十字螺丝，那根熟悉的蓝色工装纤维，以及，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困惑的——那张空白的名片。
周建军坐在主位，手指间夹着的烟已经积了长长一截烟灰，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神色凝重地看着面前厚厚一沓、却毫无实质性进展的排查报告。赵长河坐在他对面，不过四十二岁的年纪，两鬓却已经过早地染上了霜白，眼角的皱纹深刻如刀刻。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但紧锁的眉头显示他并未得到片刻安宁。
大量的警力被投入到对XX路及周边区域所有五金维修店、相关从业人员的地毯式排查中。然而，结果令人沮丧。没有任何一家店铺承认印制或使用过这种粗糙的、无姓名电话的名片。名片上那个“XX路五金维修”的地址，经过仔细核实，发现它指向的是XX路一个“虚构的中段位置”——那里可能是一个电线杆，可能是一面墙，也可能是一个垃圾桶，但绝不存在任何一家实体店铺。
凶手留下了一张看似可以追踪的名片，却精心抹去了一切真正具有指向性的信息。这更像是一种嘲弄，一种对警方侦查能力的公然挑衅。
林岚的检验报告再次确认了物证的同一性：“徐婷案现场的十字螺丝，与之前系列案件中的螺丝，在规格、材质、甚至细微的使用划痕上完全一致。蓝色工装纤维的材质和颜色，也与包头案、李玥案中发现的纤维和纽扣吻合。可以确定，是同一凶手所为。”
然而，这确定的并案结论，此刻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知道是同一人所为，却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里。而“名片”这条线索，非但没有带来突破，反而像一团迷雾，干扰了侦查视线，让本就复杂的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更让专案组感到沉重的是，从2002年2月5日之后，直到2002年年底，再到2003年春天，白银市，乃至周边地区，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手法的、针对红衣女性的命案。
那个如同幽灵般徘徊了十四年的“红衣杀手”，真的彻底消失了。他为什么停止？是良心发现？是离开了白银？是生病了？还是……如同那张名片所暗示的，他完成了某种自我设定的“使命”，或者仅仅是因为年龄增长、子女成年（如果他有的话），而更加担心暴露，选择了主动隐匿？
没有人知道答案。
时间的流逝，并未带来真相，反而在不断稀释着破案的可能。社会关注度逐渐降低，上级的压力虽然仍在，但缺乏新线索，侦查工作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彻底的停滞。
2003年，一个艰难的决定终于下达。因“长期无突破性新线索”，“红衣案”专案组被正式宣布暂时解散。所有的案卷、物证被封存，相关人员回归原有岗位。
周建军在宣布解散的会议上，看着眼前这些疲惫不堪、心有不甘的同事们，重重地叹了口气，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和沧桑：“这案子……我们尽力了。现在，只能交给时间了。希望……未来能有转机吧。”
赵长河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他翻开那本跟随了他十五年的、边角已经磨损严重的黑色侦查笔记本。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用力地写下了一行字，作为他十五年追凶生涯的句点：
“2002.2.5，最后一案。名片、螺丝、蓝色工装。凶手，匿迹。”
墙上的线索图被缓缓卷起，那张诡异的名片照片被单独取下，贴在了尘封的案卷最上面，旁边画着一个巨大的、血红色的问号。一个时代，似乎就此落幕。
二零零三年的秋天，白银市公安局那间鲜有人至的物证室。阳光透过高高在上的、布满灰尘的气窗，投射下几道昏黄的光柱，照亮了空气中缓慢飞舞的尘糜。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油墨以及某种金属和木质混合的、陈旧的气味。一排排高大的、深绿色的铁皮档案柜如同沉默的巨人，矗立在阴影里，守护着无数被封存的秘密和未解的悬案。
赵长河穿着常服，没有警衔标志，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他手里捧着一个长约半米、宽约三十公分的深灰色铁皮箱，走到了一个年轻警察的面前。铁皮箱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表面的灰色油漆多有脱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铁锈，边角处有明显的磕碰和磨损痕迹，提手也因为长期的握持而变得光滑。
箱子的正面，用白色的油漆清晰地写着两行字：
红衣连环杀人案
1988 - 2002
这个年轻人是陈锐。二十三岁，刚从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至白银市公安局刑侦队不久。他穿着崭新的警服，身姿挺拔，眼神清澈而坚定，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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