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年华”事件如同一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在林城县公安局内部激起了巨大的涟漪。祁同伟这个名字，不再仅仅是一个空降的、带有某种“发配”色彩的符号，而是与“果决”、“专业”、“不好惹”这些词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原本那些或明或暗的审视、怀疑和轻视，在铁一般的办案结果面前，不得不收敛了许多。
然而，祁同伟深知，一时的立威远远不够。马老三这种层面的角色，充其量只是地方势力滋养出来的一条恶犬，打掉他，固然能震慑宵小，却远未触及核心。梁家将他“请”入公安系统这个“笼子”，绝不会仅仅是为了看他打掉几条杂鱼。真正的考验，必然在后面。他需要更稳固的根基，更硬的战绩，才能在这个看似被束缚的位置上，积蓄足够掀翻棋盘的力量。
他没有沉浸在初战告捷的满足中，反而更加沉静。每天除了处理必要的日常事务，他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林城县公安局内部状况的深入了解，尤其是那些尘封的档案室和积压的旧案卷宗之中。前世身为公安厅长的经验告诉他，一个地方的公安队伍是否健康，战斗力如何，往往能从这些被时间掩埋的“硬骨头”和“无头案”中窥见端倪。同时，解决这些困扰当地多年的疑难杂症，也是快速建立无可争议的威信、赢得民心的最佳途径。
他让办公室调来了近十年来所有未破的命案、重大积案的卷宗，堆满了小半个办公室。白天应付完必要的会议和签字，晚上就成了他独自徜徉在罪案迷宫的时间。一盏孤灯，一室墨香（混合着陈年纸张的霉味），祁同伟仿佛又回到了前世那些与穷凶极恶之徒斗智斗勇的岁月。
这些卷宗，在林城很多老刑警看来，可能已是死局，但在拥有超前刑侦理念和丰富实战经验的祁同伟眼中，却处处是突破口。他敏锐的目光掠过那些泛黄的现场照片、粗糙的勘查记录、略显僵化的分析报告，大脑飞速运转，与前世记忆中的无数案例、技术手段和人性洞察进行着交叉比对。
几天下来，他锁定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目标。
第一个，是八年前的“林河女尸案”。一名年轻女性被发现漂浮在林城郊外的林河里，死前遭受性侵，颈部有勒痕。当时技术条件有限，现场被破坏严重，提取到的物证寥寥无几，加上排查范围过大，案件最终陷入僵局，成为一桩悬案。卷宗里，死者父母那绝望而执着的上访信复印件，像沉重的石头压在祁同伟心上。
第二个，是五年前的“信用社金库盗窃案”。林城县信用社下属一个乡镇分社的金库深夜被撬，失窃现金二十余万元。这在当时是惊天大案。现场勘查发现作案手法专业，几乎没留下有价值线索，嫌疑人反侦察意识极强，案件至今未破。卷宗里，对内部人员嫌疑的排查占据了大量篇幅，但最终都因证据不足而排除。
第三个，是三年前的“系列耕牛被盗案”。当时林城县下辖多个乡镇接连发生耕牛夜间被盗案件，累计数十头，涉及农户众多，民怨沸腾。警方组织了多次蹲守和排查，但犯罪分子极其狡猾，行动迅捷，且似乎总能避开警方布控，最终不了了之。这类案件看似没有命案轰动，但对农村基层的伤害极大。
祁同伟的目光在这三起案子上停留最久。他决定，就拿它们开刀，作为他撬动林城公安僵局、树立绝对权威的三把手术刀。
他没有大张旗鼓地成立什么专案组，那样容易打草惊蛇，也容易引来内部的掽掽和阻力。他选择了更为低调而高效的方式。
对于“林河女尸案”，他将重点放在了当年提取到的、几乎被忽略的微量生物物证上。卷宗记载，在死者指甲缝里提取到极少量不属于死者的皮肤碎屑，但当时县局乃至市局的DNA检验技术都无法做出有效比对。祁同伟清楚，这几年，DNA技术正在飞速发展，省厅甚至部里的数据库也在不断完善。他亲自起草了一份措辞严谨、理由充分的报告，以“利用最新刑事技术攻坚命案积案”为由，直接越过了可能设置障碍的周卫国和刑侦副局长赵大海，通过机要渠道上报至汉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申请将物证送检并进行全国数据库比对。他知道，省厅层面，尤其是技术部门，对于下面主动利用新技术破获积案通常是支持的，这本身也是他们的政绩。
报告送上去后，他按捺住急切的心情，耐心等待。同时，他开始着手处理“信用社金库盗窃案”。
他重新仔细研读卷宗，重点放在了当时内部排查的记录上。虽然所有内部人员的嫌疑都被“排除”了，但祁同伟凭借前世与各种经济罪犯打交道的经验，敏锐地察觉到其中一个细节：当时信用社的押运员刘建军，在案发前一个月，曾因母亲重病向信用社申请过一笔困难补助，但未获批准。案发后，他的情绪表现“异常稳定”，排查时对答如流。更重要的是，此人酷爱赌博，社会关系复杂，但在案发后的经济状况调查中，却未发现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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