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城的秋风带着桂香，飘进新政总领使司的书房。赵宸手中捧着江南税制试点的最终报告，指尖划过“税收增五成，百姓税负减三成”的结论，抬头对包繶道：“江南试点已稳，是时候将分等税制推向全国了。”
包繶点头，将一份拟定好的“全国税制推行方案”递上：“方案已按江南经验调整，针对北方土地贫瘠、西北边境军屯等特殊情况，增设了‘边地减税’‘军屯免税’条款。只是……全国推行涉及三十余州府，监察与核算人手恐不足。”
“此事我已有安排。”赵宸笑着指向门外，“狄青从边军抽调了五十名精通账目的军吏，加上监察院选拔的百名督查使，足够分赴各地督办。另外，让各地学子参与税收核算，既能补充人手，也能让他们熟悉新政，为科举选拔做准备。”
次日，“全国分等税制推行令”由仁宗下旨颁布，各地官府即刻行动。为避免重蹈江南初期的抵触，赵宸特意让江南的小商户与农户代表，跟随督查使前往各地宣讲：“俺在江南种三亩田，旧制缴四石税，新制只缴三石五斗，省下的粮食够娃上学堂了！”“俺开的小布铺，去年税减了七成，今年赚的钱比往年多了一倍！”
百姓的现身说法，远比官府告示更有说服力。北方各州府的百姓与小商户纷纷支持，士族与大商户虽有不满，却因江南的先例与吏治整肃的震慑，不敢公然抵制，只能按规定申报资产。
仅半月，全国大部分州府便完成了土地与商户的等级划分。唯有河东地区，因士族势力顽固，以“边地苦寒，不应与内地同税”为由，拖延税制推行。赵宸当即亲赴河东，与当地士族代表会面。
“河东虽为边地，但士族占有的上等田，亩产不亚于江南，凭何要求减税？”赵宸拿出河东士族的田产清单与收成记录，“按新制，边地军屯与百姓的下等田已减免两成税，你们的上等田按标准征税，已是公平。若再拖延，便是违抗朝廷法令！”
士族代表们面面相觑，最终不得不妥协。三日后，河东税制顺利推行，全国税制改革的大幕彻底拉开。
与此同时，科举扩招的筹备也进入尾声。赵宸与礼部官员反复商议，确定了新的科举细则：
- 名额扩招：录取人数较往年增加五成，其中寒门子弟名额占比不低于四成。
- 科目调整：保留“经义”“诗赋”，新增“新政策论”“算学”“实务”三科，重点考察考生对新政的理解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考场规范：由监察院全程监督，严查舞弊；考生按户籍分考场，杜绝“异地应试”的特权。
消息传出，天下学子沸腾。尤其是寒门子弟，纷纷赶赴各州府报名。汴京城的科举报名点前，一名来自陕西的寒门学子激动道：“往年科举多是士族子弟的天下，如今新增科目，又扩招名额，我们终于有机会为国效力了！”
为确保科举公平，赵宸特意下令，在全国各州府设立“科举督查组”，由监察院官员带队，核查考生户籍，监督考场纪律。同时，召集各地学堂的优秀助教，参与科举命题与阅卷，其中便有杭州学堂的苏轼。
苏轼接到调令时，正带着学子们在田间考察农情——这是“实务”科的备考内容。“赵大人推行新政，连科举都注重实用，真是为天下学子指明了方向。”苏轼感慨不已，即刻启程前往汴梁。
科举开考前十日，赵宸在汴梁贡院召集所有考官与督查官，强调：“此次科举，选拔的是推行新政的栋梁之才，若有徇私舞弊者，无论涉及谁，一律按律严惩，绝不姑息！”
开考当日，汴梁贡院外人头攒动，考生们手持准考证，有序进入考场。赵宸与包繶在贡院外巡查，见一名士族子弟试图携带作弊纸条入场，被督查官当场查获。该子弟的父亲——一名退休的礼部官员赶来求情，却被赵宸严词拒绝：“科举公平乃国家根本，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能破例！”最终，该子弟被取消考试资格，其父也被牵连问责。
此事传开，考生们无不敬畏，考场纪律愈发严明。
科举考试持续三日，考生们在考场上奋笔疾书，“新政策论”科目的答卷中，不少考生提出了“改进常平仓管理”“扩大边地互市”等切实可行的建议，让阅卷官们眼前一亮。
阅卷期间，苏轼在一份答卷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新政之核心在‘民’，税制公平则民安，吏治清明则民信，科举取才则民有盼。三者兼顾，大宋方能长治久安。”他当即批注：“见解深刻，切中新政要害”，并将其呈给赵宸。
赵宸看完答卷，赞不绝口：“此考生虽出身寒门，却对新政有如此透彻的理解，将来必是推行新政的得力人才。”经查，该考生名叫王安石（虚构设定，提前登场适配剧情），来自江西，自幼家境贫寒，靠学堂资助才得以读书。
放榜之日，汴梁贡院外锣鼓喧天。王安石以“新政策论”第一、总分第三的成绩金榜题名，苏轼因参与命题与阅卷，虽未参加考试，却被赵宸举荐为“新政推官”，负责协助推行科举改革后的人才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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