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意义上看，“假途灭虢” 是春秋时期战争形态的重大突破。西周至春秋初期，战争遵循 “礼义之兵” 的原则，讲究 “师出有名”“不鼓不成列”“不斩来使”，战争的目的主要是 “讨伐不义”“维护秩序”，而非兼并土地。但 “假途灭虢” 彻底打破了这一传统，战争不再受 “礼义” 约束，转而以 “兼并土地、扩张势力” 为核心目标，谋略与欺诈成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转变，标志着春秋时期 “霸政时代” 的到来，大国之间的竞争从此进入 “弱肉强食” 的新阶段。
4. 历史影响：晋国东进通道贯通，霸权基础奠定
“假途灭虢” 的成功，对晋国的发展与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领土扩张，实力大增
晋国通过灭亡虢、虞二国，不仅获得了两国的土地、人口与资源，更重要的是打通了东进中原的通道。虢国占据的崤函古道与黄河渡口，成为晋国控制中原与西方、北方联系的战略要地；虞国的领土则成为晋国的 “东部门户”，为晋国后续向中原扩张提供了稳固的前沿基地。领土的扩张与资源的积累，使晋国的实力大幅提升，成为春秋中期的强国。
（2）战略格局改变，中原震动
“假途灭虢” 的残酷与狡诈，让中原诸侯意识到晋国的野心与实力，各国纷纷调整外交策略：一部分诸侯选择依附晋国，寻求庇护；另一部分诸侯则联合起来，试图遏制晋国的扩张。这一事件打破了春秋初期中原诸侯的平衡格局，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为后续晋楚争霸、多国博弈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3）谋略传承，影响深远
“假途灭虢” 作为中国古代谋略的经典案例，被后世广泛借鉴。《孙子兵法》中的 “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 等思想，都与 “假途灭虢” 的谋略逻辑一脉相承。此外，“唇亡齿寒” 的典故也源于此，成为后世警示国家之间 “互助共生” 的重要成语，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外交思想与战略决策。
二、践土会盟：霸权主导的秩序重构，晋国中原地位确立
“践土会盟”（jiàn tǔ huì méng）的核心是 “会盟”—— 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击败楚国后，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召集诸侯会盟，周天子派代表参加并册封晋文公为 “侯伯”（霸主），正式确立晋国的中原霸权。这一事件是晋国 “假途灭虢” 后实力积累的必然结果，是 “尊王攘夷” 旗号下霸权合法化的关键步骤，标志着春秋时期的中原秩序从 “周天子主导” 正式转变为 “霸权国主导”。
1. 事件背景：晋楚争霸的激化与城濮之战的胜利
“假途灭虢” 后，晋国虽实力大增，但由于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引发 “骊姬之乱”，公子重耳、夷吾等流亡国外，晋国内部陷入动荡，扩张步伐暂时放缓。直到公元前 636 年，流亡十九年的重耳在秦国的支持下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即位后，迅速稳定内部局势，继承晋献公的扩张战略，积极图谋中原霸权，而此时的楚国也正全力北上，晋楚两国的冲突不可避免。
（1）晋文公的改革与实力巩固
晋文公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进一步提升晋国的国力：
政治上，重用狐偃、赵衰、先轸等流亡期间的追随者，建立起稳定的统治集团；整顿内政，明确官职分工，加强中央集权；
经济上，推行 “通商宽农” 政策，鼓励商业贸易与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军事上，扩编军队为三军（中军、上军、下军），任命优秀将领担任三军将佐，加强军事训练，提升军队战斗力；
外交上，提出 “尊王攘夷” 的口号，打着维护周天子权威、抵御蛮夷入侵的旗号，争取中原诸侯的支持。
通过这些改革，晋国迅速从 “骊姬之乱” 的动荡中恢复过来，国力达到新的高度，具备了与楚国争夺中原霸权的实力。
（2）晋楚争霸的导火索：争夺郑国
春秋中期，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晋楚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谁控制郑国，谁就能在中原争霸中占据主动。楚国早在楚成王时期就已北上，控制了郑国、蔡国等中原小国，形成了对中原的威胁。晋文公即位后，为了争夺中原霸权，必然要挑战楚国的势力范围，郑国成为晋楚两国争夺的焦点。
公元前 632 年，楚国率领陈、蔡、郑、许等国军队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文公与大臣商议后认为，救援宋国是争夺中原霸权的绝佳机会：一方面，宋国是中原诸侯，救援宋国符合 “尊王攘夷” 的口号，能获得其他诸侯的支持；另一方面，攻打楚国的盟国，能直接打击楚国的势力，迫使楚国出兵，从而与楚国进行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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