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层面：玄学、法家思想兴起，儒家礼乐观念受到冲击，如法家主张 “以法治国”，反对 “以礼治国”。
面对 “礼崩乐坏” 的局面，孔子提出 “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主张恢复西周礼乐制度；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强调 “仁政” 与 “礼乐” 的结合；荀子则进一步发展礼乐思想，将 “礼” 与 “法” 结合，主张 “隆礼重法”。尽管儒家努力维护礼乐，但春秋战国的战乱格局，注定了礼乐制度难以恢复鼎盛。
3. 汉至唐：礼乐制度的 “重构期”
汉代建立后，统治者开始 “重构” 礼乐制度，以适应 “中央集权制” 的需求：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将儒家礼乐观念与 “天人感应” 结合，提出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举贤良对策》），将礼乐视为 “天意的体现”，强化了礼乐的权威性；
东汉时期：编撰《礼记》《周礼》等儒家经典，系统整理礼乐制度，为后世礼乐提供了文本依据；
唐代：礼乐制度达到 “重构后的鼎盛”，唐太宗命人修订《大唐开元礼》（共 150 卷），将礼乐分为 “吉、凶、军、宾、嘉” 五礼，涵盖国家、社会、家庭的所有场景；同时修订《大唐雅乐》，明确不同等级的乐舞规格，实现了 “礼乐制度的系统化、规范化”。
此时的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已从 “西周宗法封建制的礼乐” 转变为 “中央集权制的礼乐”—— 其核心功能从 “维系封建关系” 变为 “维系中央集权”，但 “礼定序、乐求和” 的本质未变。
4. 宋至清：礼乐制度的 “僵化期”
宋代以后，随着 “程朱理学” 的兴起，礼乐制度逐渐 “僵化”，其 “等级压迫” 的一面被放大，“情感调和” 的一面被弱化：
宋代：朱熹等理学家将 “礼” 与 “理” 结合，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将礼乐视为 “天理的体现”，强调个体对礼乐的 “绝对服从”，忽视了礼乐的 “和” 的功能；
明代：制定《大明集礼》，进一步细化礼乐规范，甚至将 “妇女缠足”“贞节牌坊” 等压迫性内容纳入礼乐体系，强化了 “男尊女卑”“君尊臣卑” 的等级秩序；
清代：继承明代礼乐制度，同时融入满族文化元素（如八旗礼仪），但核心仍是 “等级压迫”—— 此时的礼乐，已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失去了 “调和情感” 的原始功能。
清代晚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传统礼乐制度遭遇 “根本性冲击”—— 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君尊臣卑” 的礼乐失去了政治基础；新文化运动提出 “打倒孔家店”，批判传统礼教对人性的束缚。至此，传统意义上的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礼乐制度，正式走向终结。
五、文化影响：礼乐对传统社会的深层塑造
尽管传统礼乐制度已终结，但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所代表的礼乐文明，已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对 “社会结构”“家庭伦理”“个人修养” 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
1. 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级秩序” 的固化
礼乐制度的核心是 “等级秩序”，这种秩序通过 “礼别尊卑” 的长期教化，逐渐固化为传统社会的 “结构特征”：
政治结构：形成 “君主专制 — 官僚体系 — 士绅阶层 — 百姓” 的金字塔式结构，每个阶层都有明确的 “权利与义务”，不可僭越；
经济结构：形成 “重农抑商” 的经济政策，商人被视为 “末业”，其社会地位低于士、农、工，在礼乐规格上受到严格限制（如商人不可穿丝绸服饰）；
社会流动：尽管有 “科举制” 提供社会流动通道，但 “等级观念” 仍根深蒂固 —— 即便是通过科举成为官员的平民，也需遵守 “尊卑” 秩序，不可挑战君主权威。
这种 “等级秩序” 的固化，一方面保证了传统社会的稳定（如中国传统社会长期领先于世界），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如明清时期的 “闭关锁国”，与等级秩序导致的 “保守性” 有关）。
2. 对家庭伦理的影响：“宗法制度” 的强化
礼乐制度对家庭伦理的影响，集中体现为 “宗法制度” 的强化 —— 以 “父权” 为核心，以 “孝悌” 为伦理准则，构建 “家庭等级秩序”：
父权至上：父亲是家庭的 “绝对权威”，子女需 “绝对服从”，不可违背父亲意愿；父亲对子女有 “生杀大权”（如传统社会的 “父为子纲”）；
男尊女卑：女性在家庭中处于 “从属地位”，需 “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不可参与家庭决策，不可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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