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包含三层含义：
乐的 “和” 源于 “天地之和”（如四季更替、万物共生），礼的 “序” 源于 “天地之序”（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各有其位）；
有 “和”，万物才能生长（“百物皆化”）；有 “序”，万物才能区分（“群物皆别”）；
若礼的 “序” 过度（“过制”），会导致等级压迫；若乐的 “和” 过度（“过作”），会导致等级模糊；只有 “明于天地”（理解序与和的平衡），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礼乐。
具体到社会治理中，“乐主和” 的功能体现为两点：
弱化等级对立：不同等级的人在观赏乐舞时，会被音乐的 “和谐旋律” 感染，暂时忘记等级差异，产生 “同属一个共同体” 的情感（如周天子与诸侯共同观赏《大武》，会认同 “周王朝共同体” 的身份）；
强化德性认同：不同等级的乐教，会让个体认同自己的 “德性要求”（如卿大夫通过《鹿鸣》认同 “忠君”，士通过《关雎》认同 “孝悌”），进而主动遵守等级秩序，而非被动服从。
3. 礼与乐的辩证统一：“和而不同” 的理想状态
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是 “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不同” 是等级差异（由礼来定），“和” 是情感和谐（由乐来调）。“礼” 与 “乐” 的辩证关系，正是实现 “和而不同” 的路径。
无礼之乐：若只有乐的 “和”，没有礼的 “序”，会导致 “等级模糊”，进而引发争夺。例如，若允许士使用天子的 “八佾” 乐舞，会让士产生 “僭越之心”，破坏等级秩序，最终导致混乱；
无乐之礼：若只有礼的 “序”，没有乐的 “和”，会导致 “等级压迫”，进而引发反抗。例如，若只强调 “君尊臣卑”，却不通过乐舞调和君臣情感，会让臣子产生 “被压迫感”，最终导致君臣对立；
礼与乐结合：只有 “礼定序、乐求和”，才能实现 “不同而和”—— 既承认等级差异（不同），又保持情感和谐（和），让社会在秩序中稳定发展。
《礼记?乐记》将这种关系概括为：“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这段话的核心是：“礼” 确立贵贱等级，“乐” 实现上下和谐，二者结合，再辅以刑、爵、仁、义，就能实现 “民治”（百姓安居乐业）。
这正是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的思想内核 —— 它不是单纯的等级说教，而是一套 “以礼定序、以乐求和” 的治理智慧，旨在构建 “有序而和谐” 的社会秩序。
四、历史演进：礼乐制度的兴废与重构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所代表的礼乐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 “兴 — 废 — 重构 — 再兴 — 再废” 的动态演进。不同朝代对礼乐的态度与实践，既反映了时代需求，也塑造了礼乐文明的形态。
1. 西周：礼乐制度的 “鼎盛期”
西周是礼乐制度的 “黄金时代”。周公旦 “制礼作乐” 后，礼乐制度与 “宗法封建制” 深度结合，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体系：
政治层面：礼乐是 “治国之术”，周天子通过 “朝聘之礼”“祭祀之礼” 维系与诸侯的关系，通过 “乐舞规格” 强化等级意识；
社会层面：礼乐是 “伦理规范”，家庭中的 “孝悌之礼”、社交中的 “敬长之礼” 深入民间，成为百姓的日常行为准则；
教育层面：礼乐是 “教化工具”，官学（国学、乡学）以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学内容，其中 “礼” 与 “乐” 居首，旨在培养 “德才兼备” 的治国人才。
此时的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是全社会的 “共识”—— 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自觉遵守礼乐规范，社会呈现出 “上下有序、内外和谐” 的状态。《诗经?小雅?鹿鸣》描绘的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正是礼乐和谐的生动写照。
2. 春秋战国：礼乐制度的 “崩坏期”（礼崩乐坏）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 “宗法封建制” 的瓦解（周天子权威衰落、诸侯争霸），礼乐制度进入 “崩坏期”，史称 “礼崩乐坏”。其主要表现为 “僭越行为” 频发：
政治层面：诸侯使用天子的礼乐规格，如鲁桓公 “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将诸侯的鼎放入天子的宗庙，《左传?桓公二年》），季氏 “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
社会层面：民间开始使用贵族的礼乐，如 “礼不下庶人” 的传统被打破，庶人也开始学习 “士” 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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