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外王” 是 “内圣” 的归宿:无 “从政” 则无 “道显”
儒家的 “内圣” 并非 “独善其身” 的个人修养,而是以 “外王” 为最终归宿 ——“学优” 的目的,是为了 “登仕从政”,将儒家的 “仁道” 推广到全社会,实现 “道统” 与 “治统” 的结合。
孔子一生 “周游列国”,试图说服诸侯推行 “仁政”,虽未成功,但仍坚持 “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正是因为他认为 “内圣” 的价值必须通过 “外王” 来体现;孟子则明确提出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展现了 “士” 以 “外王” 为己任的担当。
这种 “外王为内圣归宿” 的逻辑,让 “登仕从政” 成为 “士” 的 “使命自觉”——“士” 不仅是知识的持有者,更是 “道” 的传播者与实践者,通过 “从政”,将 “内圣” 的道德理念转化为社会治理的现实,实现 “修身” 与 “治国” 的统一。
3. “摄职” 是 “内圣外王” 的桥梁:无 “历练” 则无 “转化”
“内圣” 是理论,“外王” 是实践,而 “摄职” 正是两者的转化桥梁 —— 通过 “摄职”,“士” 将儒家经典中的 “仁政” 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务操作(如如何征收赋税、如何处理邻里纠纷),完成 “理论 — 实践” 的转化。
例如,唐代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后先担任 “校书郎”(摄职),后任 “永州司马”“柳州刺史”(正式从政)。在 “摄职” 期间,他深入了解地方政务,写下《捕蛇者说》,揭露赋税苛重的弊端;在 “从政” 期间,他兴修水利、兴办学校,践行 “民本” 理念 —— 正是 “摄职” 的历练,让他的 “学优” 转化为 “政优”。
没有 “摄职” 的桥梁,“内圣” 只能是 “纸上谈兵”,“外王” 也只能是 “空中楼阁”。“摄职” 的存在,确保了 “内圣外王” 之道的可行性,让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成为一个完整的实践体系。
四、历史实践:“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的正反案例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不仅是理念,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来的实践准则。历史上,无数 “士大夫” 践行这一理念,留下了正面的典范;也有部分人背离这一理念,成为反面的警示。
1. 正面案例:以 “学优” 行 “仁政” 的典范
(1)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实践者
范仲淹(989-1052 年)是宋代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的典型代表:
“学优”:范仲淹出身贫寒,幼年丧父,靠 “划粥断齑” 苦读儒家经典,最终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进士及第,展现了 “学优” 的毅力与才华;
“登仕”:进士及第后,范仲淹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泰州西溪盐仓监、苏州知州等职(摄职与正式从政结合),逐步从基层官员晋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
“从政”:在从政期间,范仲淹践行 “民本” 理念 —— 任泰州时,主持修建 “范公堤”,抵御海潮,保护百姓农田;任参知政事时,推行 “庆历新政”,改革吏治、减轻赋税,试图实现 “仁政”;即便被贬,仍写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 “以天下为己任” 的担当。
范仲淹的一生,完美诠释了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的内涵 —— 以 “学优” 为基础,以 “登仕” 为途径,以 “从政” 为实践,最终实现 “外王” 的理想。
(2)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 的集大成者
曾国藩(1811-1872 年)是清代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的典范:
“学优”:曾国藩出身湖南农家,六岁入塾,苦读儒家经典,27 岁考中进士(二甲第四名),精通 “程朱理学”,兼具 “德” 与 “才”;
“登仕”:进士及第后,曾国藩历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读、内阁学士等职(摄职历练),37 岁升任礼部侍郎,成为朝廷重臣;
“从政”: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国藩组建 “湘军”,平定叛乱,挽救清朝统治;同时,他推行 “洋务运动”,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试图 “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吏治上,他整顿官场风气,强调 “廉洁”“勤政”,被誉为 “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的 “立德、立功、立言”(《曾国藩家书》是 “立言” 的代表),正是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的最高成就 —— 通过 “学优” 实现 “内圣”,通过 “登仕从政” 实现 “外王”,成为后世 “士大夫” 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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