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提出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强调 “能力需从实践中获得”——“得能” 不是 “空谈理论”，而是 “从基层积累的经验”，“莫忘” 这种经验的价值，才能在高位上 “辅国致治”。
法家的 “得能莫忘”，本质是 “能臣辅国” 的治理逻辑：能力是 “服务国家” 的工具，“莫忘” 的是 “国家利益优先”—— 若 “得能” 后追求个人私利，便是 “失职”，需以 “法治” 加以约束。
三、镜鉴：历史实践中的 “改过” 与 “持能”
“知过必改，得能莫忘” 并非停留在纸面上的道德说教，而是贯穿中国历史的 “实践准则”—— 从帝王将相到士人百姓，无数人以自身行动诠释着这八个字的内涵，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案例。
（一）帝王：“知过必改” 以安天下，“得能莫忘” 以治国家
帝王作为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其 “改过” 与否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其 “持能” 与否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
唐太宗：纳谏改过，开创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是 “知过必改” 的典范。他深知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故广开言路，鼓励大臣进谏 —— 其中最着名的是魏徵：魏徵曾多次直言唐太宗的过错，如 “陛下近岁颇好奢纵”“轻用民力” 等，甚至不惜触怒龙颜。
一次，唐太宗因魏徵 “顶撞” 而怒火中烧，回到后宫后对长孙皇后说 “朕必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却以 “主明臣直” 为由劝谏，唐太宗当即 “知过”，不仅没有处罚魏徵，反而更加重视其谏言；
魏徵去世后，唐太宗感叹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可见他将 “纳谏” 视为 “知过” 的重要途径，将 “改过” 视为 “治国” 的关键。
正是因为唐太宗 “知过必改”，才能纠正 “玄武门之变” 后的猜忌之心，任用贤能（如房玄龄、杜如晦），轻徭薄赋，最终开创 “贞观之治”，成为历代帝王的 “治国标杆”。
2. 汉武帝：轮台罪己，回归民生为本
汉武帝刘彻在位初期，凭借 “文景之治” 积累的财富，四处征伐（如北击匈奴、开拓西域），虽扩大了汉朝疆域，却也导致 “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社会矛盾激化。
晚年时，汉武帝逐渐 “知过”：他意识到 “征伐无度” 的过错，下《轮台罪己诏》，坦言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并宣布 “罢斥方士，停止征伐，重视农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帝王公开 “罪己”，体现了 “知过必改” 的勇气；
同时，汉武帝 “得能莫忘”：他虽停止征伐，却未忘记自己 “治国的能力”—— 任命霍光等贤能为辅政大臣，延续 “休养生息” 的政策，为 “昭宣中兴” 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的案例证明：帝王的 “知过必改” 不仅是 “个人道德” 的体现，更是 “挽救王朝危机” 的关键；而 “得能莫忘” 则是 “在改正过错后，仍能运用能力稳定国家” 的智慧。
（二）士人：“知过必改” 以修品德，“得能莫忘” 以济苍生
士人阶层作为古代社会的 “知识精英”，其 “改过” 与 “持能” 的实践，不仅影响个人的人生轨迹，更塑造了中国传统的 “士大夫精神”。
曾国藩：日课自省，改过成圣
晚清名臣曾国藩是 “知过必改” 的代表。他早年性格急躁、傲慢，常因小事与人争执，甚至得罪同僚，后来通过 “日课”（每日写日记自省）发现自身过错，并逐一改正：
在日记中，他曾记录 “昨日与友人争论，言语过激，此乃傲慢之过，当改之”“今日贪睡，耽误读书，此乃懒惰之过，当戒之”—— 他将 “知过” 转化为 “具体的行为修正”，如 “戒怒”“戒惰”“戒傲”；
晚年时，曾国藩总结自己的成长：“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馁也”—— 可见他将 “过错” 视为 “长进的契机”，通过 “知过必改” 最终成为 “立德、立功、立言” 三不朽的人物。
曾国藩的案例证明：“知过必改” 不是 “一次性的行为”，而是 “长期的自我修炼”—— 唯有日复一日地自省、改正，才能实现品德的升华。
2. 范仲淹：先忧后乐，持能济世
北宋名臣范仲淹是 “得能莫忘” 的典范。他自幼苦读，“划粥断齑”（将粥划成四块，咸菜切成碎末，作为一日三餐），最终 “得能”（考取功名，具备治理能力），但他始终 “莫忘” 能力的济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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