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平章:汉初沿用 “三公九卿制”,丞相(如萧何、曹参)总揽行政,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太尉掌军事,分工明确。曹参任丞相时 “日夜饮醇酒”,看似 “不作为”,实则是 “不干预萧何制定的制度”,最终实现 “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汉书?文帝纪》)。
文景之治的成功,证明 “垂拱” 并非 “无所作为”,而是 “不折腾、不扰民”,让制度与百姓自然发展 —— 这正是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的核心逻辑。
贞观之治:儒家 “民本” 与法家 “制度” 的融合
唐太宗李世民吸取 “隋亡教训”,将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推向顶峰:
坐朝问道:唐太宗 “每日临朝,召集群臣议政”,甚至 “夜引大臣入内殿论事”(《资治通鉴?唐纪》)。他重视谏官,魏徵一生进谏 200 余次,即使触怒君王也不退缩,唐太宗均 “虚心接纳”(如停止 “封禅”、减少 “营建”),明确 “以民为本” 的治国方向。
垂拱平章:唐太宗完善 “三省六部制”,中书省拟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相互制衡;同时建立 “科举制” 选拔人才,“考课法” 考核官员,确保百官 “各尽其职”。他曾说 “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贞观政要?政体》),正是 “垂拱平章” 的生动表述 —— 君王不亲细务,让大臣 “平章”,自己只掌 “决策与监督”。
贞观之治时期,“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为后世帝王追求的 “治国标杆”,而其核心正是 “坐朝问道” 定方向、“垂拱平章” 抓执行的完美配合。
2. 失败教训:“君王失德 + 制度崩坏” 的反例
当 “坐朝问道” 沦为 “形式”,“垂拱” 沦为 “放任”,“平章” 沦为 “舞弊” 时,王朝往往走向衰落,典型代表为 “隋炀帝暴政” 与 “明代万历怠政”。
隋炀帝:“不问道 + 不垂拱” 的亡国之鉴
隋炀帝杨广虽有 “统一南北” 的功绩,但完全背离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的逻辑:
不坐朝问道:他在位期间 “频繁巡幸”,很少举行 “常朝”,甚至 “禁止大臣进谏”(如杀谏官高颎、贺若弼),完全凭个人意志决策,不顾民生疾苦。
不垂拱平章:他 “事必躬亲” 却 “方向错误”—— 征发百万民力修大运河、三征高句丽,导致 “民力耗尽,天下大乱”;同时破坏 “三省六部制”,重用宦官、外戚,使百官 “无法平章”,最终引发 “隋末农民起义”,隋朝二世而亡。
隋炀帝的教训证明:“坐朝问道” 的核心是 “听取意见”,若君王 “独断专行”,则 “道” 必偏离;“垂拱” 的核心是 “制度完善”,若君王 “乱作为”,则 “平章” 必失效。
万历怠政:“坐朝形式化 + 垂拱失约束” 的衰亡之兆
明代万历帝朱翊钧在位 48 年,后期近 30 年不上朝,将 “坐朝问道” 沦为 “形式”,“垂拱” 沦为 “放任”:
坐朝问道形式化:万历帝后期 “不御朝、不批奏章、不补官员”,朝会沦为 “空壳”,大臣无法 “问道”,甚至 “内阁大臣多年见不到君王”(《明实录?神宗实录》)。
垂拱失约束:万历帝虽 “不亲政”,但也 “不授权”,导致 “官员缺额严重”(如吏部、兵部尚书空缺多年),百官无法 “平章政事”;同时他派 “矿税监” 搜刮百姓,破坏 “民生”,最终引发 “东林党争” 与 “明末农民起义”,明朝走向衰亡。
万历怠政的教训证明:“垂拱” 需以 “制度约束” 为前提 —— 若君王 “只垂拱,不监督”,则百官 “无法平章”;若 “坐朝问道” 沦为 “形式”,则君王 “无法定方向”,最终导致 “治理瘫痪”。
五、文化影响:塑造中国传统政治的 “价值基因”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不仅是 “治国范式”,更通过《千字文》的启蒙传播、文人的议政论述、帝王的诏书实践,融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 “基因”,影响了后世的 “政治认知” 与 “行为模式”。
1. 对帝王:“治国理想” 与 “自我标榜” 的双重符号
历代帝王无论是否真正践行,都将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作为 “治国理想” 与 “合法性象征”:
诏书与言论中的 “标榜”:唐代唐太宗在《帝范》中强调 “王者垂拱,臣下守职”;宋代宋太祖赵匡胤 “每日临朝,未尝少怠”,并说 “朕以布衣起家,致四海升平,皆赖群臣辅佐”;清代康熙帝 “每日御门听政”(早朝),即使生病也不中断,自称 “不敢忘‘坐朝问道’之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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