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纣之 “恶”：比夏桀更甚的暴政
《史记?殷本纪》对商纣的记载，虽有后世儒家美化周室的成分，但结合殷墟甲骨文、考古发现（如殷墟西北岗祭祀坑中的人殉遗骸），其暴政的核心事实可确认：
滥用民力与酷刑：商纣 “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宠爱妲己，修建 “酒池肉林”（《史记》），让男女裸体相逐其间；又发明 “炮烙之刑”“脯刑”（将人制成肉干）“醢刑”（将人剁成肉酱），残杀贤臣比干（剖心）、箕子（囚禁）、微子（被迫逃亡），导致 “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史记》），统治集团内部彻底分裂。
穷兵黩武与赋税沉重：商纣后期，为掠夺资源，对东夷（今山东、江苏一带）发动大规模战争，“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 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商朝的主力军队（甲骨文记载商纣曾调动 “王师” 十余万人伐东夷），也导致赋税急剧增加，“民力殚尽，怨声载道”（《帝王世纪》）。
背离天命与民心：商纣自恃 “天命在身”，宣称 “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记》），拒绝任何劝谏，甚至祭祀时 “慢于鬼神”（《尚书?牧誓》），破坏了商代 “敬天事鬼” 的核心信仰。当周武王东征时，商朝百姓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民心向背已一目了然。
（2）周发之 “顺”：继承文王遗志的正义行动
周武王的伐纣行动，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周文王姬昌 “积善累德” 的延续：
文王奠基：三分天下有其二：周文王在位时，已开始 “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史记》）—— 他曾为虞、芮两国调解土地纠纷，使两国 “皆让而去”，诸侯闻讯后 “皆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文王还任用姜太公（吕尚）为 “太师”，制定 “韬光养晦” 的策略：表面臣服于商纣（曾被纣囚禁于羑里，后获释），暗中发展实力，先后征服犬戎、密须、耆国、崇国，将周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黄河中游，“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为武王伐纣奠定了基础。
孟津之会：试探民心与天命：文王去世后，武王继位，以 “太子发” 的名义继续臣服于商，同时 “东观兵，至于孟津”（《史记》）—— 此次 “观兵” 并非伐纣，而是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八百诸侯闻讯自动前来会盟，纷纷建议 “可伐矣”，但武王认为 “天命未可”，率军返回。这一行动的目的，一是试探诸侯的态度（确认多数诸侯支持周），二是观察商纣的反应（商纣此时仍未重视周的威胁），三是向天下传递 “周不轻易动武，必待天命” 的信号，进一步强化 “吊民伐罪” 的正当性。
牧野之战：前徒倒戈的民心胜利：公元前 1046 年（碳十四测年数据），商纣的主力军队仍在东线与东夷作战，武王抓住时机，率领 “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并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国诸侯，东征伐纣。联军抵达牧野（今河南新乡牧野区）时，商纣仓促组织 “七十万”（一说十七万）军队抵抗 —— 这些军队多是奴隶和战俘，毫无斗志。
战前，武王发布《牧誓》，历数商纣 “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四大罪状，明确伐纣是 “行天之罚”。战斗开始后，商军 “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史记》），反而引导周军进攻朝歌 —— 商纣见大势已去，自焚于鹿台，商朝灭亡。
（3）战后之 “治”：从安抚到制度建设
周武王灭商后，比商汤更进一步，通过 “制度性吊民” 巩固统治：
散财安民：直接的民生救济：武王 “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史记》）—— 鹿台是商纣储存财富的地方，钜桥是商朝的粮仓，将这些资源分给贫苦百姓，直接兑现了 “吊民” 的承诺；同时 “命闳夭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德”（《史记》），为商朝贤臣平反，安抚了商贵族的情绪。
分封诸侯：构建稳定的统治秩序：为避免 “天下复乱”，武王实行 “分封制”—— 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以管理商遗民；同时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于殷周围，史称 “三监”，监督武庚；又封姜太公于齐、周公旦于鲁、召公奭于燕等，将周的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形成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格局。这种制度既保证了对商遗民的控制，也将 “敬天保民” 的理念传播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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