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自禹传子启确立 “家天下” 后，经十七世传至桀（履癸）。夏桀的暴政，是商汤 “伐罪” 的直接理由；而商汤的仁政，则是 “吊民” 的具体体现。
（1）夏桀之 “罪”：天命转移的前提
根据《尚书?汤誓》《史记?夏本纪》等文献记载，夏桀的 “罪” 集中于三点，均触及古代政治伦理的核心：
残虐百姓：夏桀 “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他滥用民力修建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竹书纪年》），导致民不聊生；又设 “炮烙之刑”（将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残杀敢于进谏的贤臣（如关龙逄），形成 “百姓皆怨，比之如日” 的局面 —— 民众甚至发出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的呐喊，可见民心已完全背离。
废弃礼制：夏代以 “孝” 为核心礼制（《尚书?康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而夏桀 “昏乱失道，骄奢自恣”（《汉书?古今人表》），不仅不敬祖先，还破坏部落联盟传统 —— 他曾召集诸侯于有仍（今山东济宁），因有缗氏迟到而灭其国，导致 “诸侯叛桀”（《左传?昭公四年》），失去了贵族阶层的支持。
背离天命：夏人以 “太阳” 为图腾，认为君主是 “天之骄子”，而夏桀却自称 “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史记》），将个人权威凌驾于 “天命” 之上。这种 “恃力而不恃德” 的态度，在商代的 “天命观” 中，已构成 “失天命” 的重罪。
（2）商汤之 “仁”：吊民理念的实践
商汤作为商部落首领，并未急于伐夏，而是通过一系列 “仁政” 积累民心与实力，为 “吊民伐罪” 奠定基础：
德及禽兽：网开三面的象征意义：《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外出狩猎时，见猎人在四面设网，并祈祷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便命人撤去三面，只留一面，祈祷 “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这一 “网开三面” 的举动，并非单纯的 “仁慈”，而是一种政治象征 —— 它向天下传递 “商汤不贪尽万物，愿给众生留生路” 的信号，对应到治国中，就是 “不暴虐百姓，愿给民众留福祉”。这一事件迅速传播，“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使商汤获得了众多部落的支持。
任贤辅政：伊尹的 “调和” 之道：商汤的关键决策，离不开贤臣伊尹的辅佐。伊尹本是有莘氏的奴隶，因善于 “调和五味”（烹饪）而被商汤发现，后以 “治大国若烹小鲜” 的理念（《道德经》引伊尹语）辅佐商汤 —— 他主张 “以道治国，以德安民”，建议商汤减轻赋税、发展农业，同时派人到夏都打探民情，了解夏桀的暴政。在伊尹的谋划下，商汤先消灭了夏的属国葛（今河南宁陵）、韦（今河南滑县）、顾（今河南范县）、昆吾（今河南许昌），逐步削弱夏的实力，“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
顺天应人：鸣条之战的正义宣告：公元前 1600 年左右，商汤认为伐夏时机成熟，遂率领诸侯联军进逼夏都斟鄩（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附近）。战前，商汤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发布《汤誓》，公开宣告夏桀的罪行：“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尚书?汤誓》）—— 这段话的核心的是 “将伐夏定义为‘执行天命’，将自身定位为‘为民除害’”，彻底剥离了 “叛乱” 的标签，赋予战争以正义性。
（3）战后之 “安”：吊民伐罪的收尾
商汤灭夏后，并未对夏民赶尽杀绝，而是践行 “吊民” 的承诺：
安抚夏遗民：他封夏桀的儿子淳维于北野（今山西北部），保留夏人的祭祀，“不绝其祀”（《史记》），避免了民族仇恨的激化；又发布《汤诰》，告诫诸侯 “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要求各级统治者以民生为重。
恢复生产：商汤 “解民之倒悬”，废除夏桀的繁重赋税，“轻赋薄敛，以宽民力”（《管子?轻重甲》），并派人治理洪水（夏代末年洪水复发），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些措施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也让商朝的统治获得了夏民的认可 ——《诗经?商颂?长发》赞曰 “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将商汤的统治归因于 “敬天保民”。
2. 周发伐纣：“孟津之会” 到 “牧野鹰扬”，民心对暴力的碾压
商代经十六世传至纣（帝辛），与夏桀相似，纣的暴虐最终导致 “天命转移”；而周武王姬发则继承文王遗志，以 “吊民伐罪” 为名，完成了 “周革殷命” 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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