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来看,金沙江流域的黄金开采历史可追溯至商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金面具、金箔等器物,其黄金原料经检测与金沙江流域砂金的成分高度吻合,证明早在 3000 多年前,古人就已掌握了从金沙江 “丽水” 中淘金的技术。战国至汉代,金沙江流域的采金活动进一步规模化,《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而滇国(今云南中部)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金器(如滇王金印、金腰带),其原料也大概率来自金沙江 “丽水”。
(二)“丽水” 支流:浙闽丘陵的黄金记忆
除金沙江外,今日浙江省的丽水市及周边区域(浙闽丘陵),也是 “金生丽水” 的重要佐证。这一区域的黄金开采历史同样悠久,《隋书?地理志》载 “永嘉郡,统县四…… 括苍,平昌,松阳,临海。旧曰章安,置临海郡。平陈,郡废,县改名焉。有赤山、天台山”,其中 “括苍” 即今日浙江丽水市,而《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 “括苍县,上。本丽水,武德八年更名。有铜,有银,有金”,直接将 “丽水” 与 “括苍(今丽水)” 关联,并指出其 “产金” 的特点。
浙闽丘陵的黄金资源同样以砂金为主,主要分布在瓯江、飞云江等河流的中下游。与金沙江相比,该区域的黄金储量虽不及前者,但因地处东南沿海,靠近吴越文化核心区,其采金活动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例如春秋时期的越国,就曾利用浙闽地区的黄金铸造货币(“郢爰” 金版的部分原料可能来自此处),《越绝书》载 “越王勾践,使工以白马白牛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可见浙闽 “丽水” 的黄金在当时已用于制作兵器与礼器。
需要明确的是,“丽水” 并非单一地名,而是古代对 “产金河流流域” 的泛称 —— 凡有砂金产出的江河,均可被赋予 “丽水” 之名。这种 “以物产命名地域” 的方式,是中国古代地理命名的重要传统,也体现了古人 “因物识地” 的认知逻辑。
(三)黄金的历史实践:从 “淘金” 到 “文明符号”
“金生丽水” 不仅是地理记载,更是对中国古代黄金开采与应用史的浓缩。从技术层面来看,古代对 “丽水” 黄金的开采主要采用 “淘金法”,即利用黄金密度远大于砂石的物理特性,通过水流冲洗砂石,使黄金颗粒沉淀。这种技术在《天工开物?五金》中有详细记载:“凡金,砂金者,淘自土中。初得时,大者如豆,小者如麦,皆谓之‘生金’。” 从考古发现的淘金工具(如汉代的木淘盘、唐代的铜淘金盆)来看,古人的淘金技术已相当成熟,金沙江畔的会理、丽江,浙闽地区的丽水、南平,至今仍保留着古代淘金遗址。
从应用层面来看,“丽水” 产出的黄金,在古代社会扮演了三重角色:
权力象征:商周时期的金箔用于装饰青铜礼器(如殷墟出土的青铜鼎上的金纹饰),汉代的金玺、金印(如 “滇王金印”)是王权的标志,唐代的 “金冠”“金带” 则是贵族身份的象征。黄金的稀有性与稳定性,使其成为 “权力不可动摇” 的物质载体。
财富储备:从战国的 “郢爰” 金版,到汉代的 “马蹄金”“麟趾金”,再到宋代的 “金锭”,黄金始终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史记?平准书》载 “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明确了黄金的最高货币地位,而 “丽水” 作为黄金主产地,直接支撑了古代国家的财政储备。
精神寄托:道教将黄金视为 “不朽之物”,提出 “金液还丹” 的修仙理念,认为服用金液可长生不老。《抱朴子?金丹》称 “黄金入火,百炼不销,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这种观念虽缺乏科学依据,却反映了古人对黄金 “永恒性” 的崇拜,而 “丽水” 作为黄金的 “源头”,也被赋予了 “神圣性”。
三、“玉出昆冈”:地理与神话交织的 “美玉之源”
“玉出昆冈” 中的 “玉”,特指软玉(以和田玉为代表),而 “昆冈” 则是昆仑山的别称。与 “丽水” 的 “多地指向” 不同,“昆冈” 的地理指向具有唯一性 —— 即横贯中国西北的昆仑山山脉,但它又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融合了神话、宗教、伦理的 “文化神山”。昆仑山的 “玉”,既是真实存在的自然资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美好品德”“神圣权力” 的象征,这种 “地理真实与文化想象” 的叠加,让 “玉出昆冈” 成为比 “金生丽水” 更具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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