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成都，夜色总是来得格外早，也格外沉。就在孟昶的车驾消失在北方官道尽头的同一个黄昏，一骑快马，裹挟着北地的风尘与霜寒，趁着暮色四合、城门将闭的最后时刻，悄无声息地通过了城西北军控制的城门，验过了特殊的腰牌，径直驰入了王全斌的招讨使行辕。
这骑士并非朝廷驿站系统的信使，装束普通，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精干与警惕。他所呈递的，也非通过正常渠道传递的朝廷公文，而是一封私人信函，以厚实的桑皮纸密封，火漆牢固，漆印上是一个寻常人绝难辨识、但在特定权力圈层中却心照不宣的“光”字花押。这印记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超越常规程序的力量与秘密。
行辕深处，一间门窗紧闭、炭火烧得正旺的密室内，王全斌屏退了所有闲杂人等，只留下心腹谋士崔彦进与监军王仁赡。跳动的烛光将三人的影子拉长，扭曲地投在墙壁上，仿佛鬼魅摇曳。王全斌带着一种混合着期待与肃然的神情，用裁纸刀小心翼翼地划开了火漆，取出了那封来自东京汴梁、由晋王赵光义亲笔书写的密信。
信的内容，比之前那一封语焉不详的问候与暗示，更加直白，更加露骨，也更加意味深长，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直指蜀地权力格局的核心。
信的开头，依旧是例行的寒暄与对蜀中局势的“深切关怀”，称赞王全斌等北军将领征战辛苦，为国开疆拓土劳苦功高。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很快便被撕去，笔锋陡然转向了实质，带着不容错辨的指向性。
“……近闻蜀主孟昶已离成都北上，曹彬亲自主持送行，仪仗甚隆，规制几近藩王朝觐，其‘仁德’之名，不胫而走，遍传朝野上下。宋王殿下于枢府议政时，亦多次当众称许其‘识大体、懂进退’，‘善抚新附，堪为栋梁’……”
看到这里，王全斌的眉头就紧紧拧成了一个疙瘩，鼻腔里控制不住地发出一声沉闷而不满的冷哼。烛光映照下，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了几分。崔彦进与王仁浣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阴霾与紧迫感。曹彬的声望越高，在宋王殿下心中分量越重，对他们北军系将领，尤其是对他王全斌的地位和未来，就越是不利。这种“称许”，在他们听来，无异于敲打。
信接着写道，笔触变得犀利而充满暗示：
“……然，治国驭下，非一味怀柔宽纵可竟全功。昔汉高祖约法三章，亦需辅以雷霆手段。蜀地新附，人心叵测，忠奸难辨；降卒数万，聚于肘腋，更是心腹之患，譬如积薪，若遇星火，恐成燎原之势。曹彬性虽宽厚，然过于拘泥仁德，恐难以震慑宵小，驾驭此等复杂局面。若因其处置失当，优柔寡断，以致酿成大变，则我大军浴血奋战所得之战果，危如累卵！王帅乃国家宿将，国之柱石，久历风波，深谙兵事政情，当知非常之时，需行非常之事。对于冥顽不灵、心怀异志者，当施以雷霆手段，果断处置，以儆效尤，方可收震慑之效，保大局之稳定，此方为老成谋国之道……”
这段话，几乎是在赤裸裸地鼓励、甚至是指示王全斌对降卒采取更强硬、更坚决、更不惜流血的手段。并且，巧妙地将未来可能引发的“大变”之责任，预先埋下了伏笔，隐隐指向了曹彬的“宽厚”与“拘泥”。这等于是在给王全斌未来的行动发放“免责牌”和“功劳簿”。
信的末尾，更是露骨得近乎不加掩饰，将权力的算计与笼络手段展现得淋漓尽致：
“……朝中近日，对于蜀中平定后之军政安排，亦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或言当以曹彬总揽全局，以示朝廷怀柔；或言蜀地初定，百废待兴，非老成持重、威望素着如王帅者，不足以镇抚地方，消弭隐患。宋王殿下圣心独运，高深莫测，尚未有明断。然，时势造英雄，亦辨忠奸。王帅若能洞察先机，迅速稳定蜀中，消除潜在隐患，则安蜀定邦之盖世功勋，赫然在前，无人可掩，亦无人敢掩。届时，孤在朝中，于枢府之内，于宋王驾前，亦好为王帅及北军将士们仗义执言，陈说功劳……”
“……另，闻王帅麾下，人才济济，如马军都指挥使史彦德、步军都虞候崔翰等将，皆骁勇善战，忠勤任事，实乃军中栋梁，国家干城，可堪大任。王帅当善用之，使其人尽其才，为国效力，亦不负其等报效之心……”
这最后几句，用意堪称险恶深远。它不仅明确暗示了蜀地未来权力（不仅是兵权，可能包括行政权）的归属之争，强烈激励王全斌必须尽快“做出成绩”，用事实压倒曹彬的“仁德”名声；并且明确承诺会在朝中（“枢府”、“宋王驾前”）给予全力支持。更关键、也更令人心惊的是，它直接点出了王全斌麾下几名掌握实权的重要部将的名字，如史彦德、崔翰等人！
这是一种极其明确且危险的信号：晋王赵光义，不仅时刻关注着他王全斌，更对他军中的实力派将领了如指掌，并且试图越过他王全斌这个主帅，直接与这些掌握实际兵权的将领建立某种联系、表达“赏识”之意。这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笼络与分化并用的帝王心术（尽管赵光义尚未称帝，但其手段已具雏形），意在告诉王全斌，要“善用”这些将领，同时也暗示这些将领，他们的前程，晋王殿下是关注着的，未必完全系于王全斌一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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