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卖首饰的胡商笑道：“娘子说的是。咱们长安，上元、清明、踏青、曲江宴，哪次不是男女同游，士女如云？便是平日里，女子骑马射箭、打马球、逛市集，也是常事。若按天幕所说，岂不闷煞人！”
酒肆中，几名文人正在饮酒，话题也转到天幕上。
“程朱理学？未曾闻也。观其主张，将‘男女之防’抬到‘天下第一大防’的地步，实在迂腐！”一个中年文士摇头，“我大唐开国，气象恢弘，男女之别虽有，然重在礼敬，非在隔绝。女子才学出众者，可吟诗作赋，可参与社交，甚至有女主临朝（指武则天）。婚姻之事，虽仍重门第，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男女双方在定亲前，往往也有机会相见，或通过诗文书信略通情愫，并非全然盲婚哑嫁。”
另一年轻士子笑道：“正是。白乐天诗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那是文学渲染。实际上，若非有一定程度的社交，如何能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叹？天幕所言后世情形，恐是理学大兴后之极端状态，非我大唐之风貌。”
也有持重者表示：“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终究是正理。若无此约束，任由男女私相授受，易启淫奔之风，坏乱纲纪。我朝风气虽开，然礼法大节仍在。只是这‘防’的尺度，确比天幕所示后世要宽许多。”
皇宫之中，武则天（假设此时在位）与上官婉儿等女官一同观看。武则天冷笑一声：“将女子禁锢于深闺，视男女交接如洪水猛兽，此乃庸夫怯懦之见，亦是压制女子才智、巩固男权之手段。朕主天下，用女官，设内教坊，何尝因男女之别而废事功？婚姻之事，固需礼法，然若全然无视女子意愿，与买卖器物何异？后世理学如此苛酷，实非国家之福。”她虽也利用儒家礼法维护统治，但其个人经历与执政风格，无疑是对极端“男女大防”观念的挑战。
**宋，汴梁，程氏书院及街头。**
北宋中叶，理学开始兴起，但尚未成为压倒性的官方意识形态。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影响渐广，他们对“天理人欲”、“男女大防”的论述，正与天幕所言趋势相契合。
某处书院内，程颐正为弟子讲授《易传》，天幕显现，师生暂停讲学观看。看到“程朱理学”字样及其对“男女之防”的强调，程颐面色沉静，微微颔首。
有弟子疑问：“先生，天幕所言后世‘男女之防’极严，乃至婚姻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禁止男女自相交往，此是否合乎圣人之教？”
程颐正色答道：“圣人制礼，本为坊民之淫，定民之志。男女之别，乃人伦之大防，乾坤之大义。女子当居内守静，男子当主外立业。若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苟合私通，则是灭天理而穷人欲，禽兽之行也。故‘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非仅指寡妇再嫁，亦指女子当谨守闺门，不使一念之差，玷污清白。婚姻大事，关乎宗祀、门风，自当由父母深思熟虑，媒妁往来沟通，岂容小儿女私情做主？天幕所示，正是正本清源之道。”
另一弟子或许心中有所触动，低声问道：“然则，若男女双方本无情意，全凭父母媒妁撮合，婚后岂不怨偶？”
程颐肃然道：“夫妇之道，以敬为主，以义相合。情生于敬，义重于情。婚前本不应有情，婚后恪守本分，相敬如宾，自然家道和顺。若婚前便生情愫，已是落入人欲，根基不正，婚后必生嫌隙。尔等当谨记，修身齐家，首在窒欲存理。”
众弟子凛然受教。理学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领域具体化为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绝对尊崇和对“男女私情”的彻底否定，这在天幕的印证下，更显得理所当然。
然而，汴梁街头，普通市民的反应则更为多样。商品经济繁荣的宋代城市，市民生活丰富，瓦舍勾栏中男女同乐的情景并不罕见。不少人对天幕描述的极端状况感到讶异。
“乖乖，以后会管得这么严？那咱们看相扑、听说话（说书）时，男女混杂，岂不是都犯了忌讳？”一个茶博士嘀咕。
“理学家的话，听听也就罢了。咱们小门小户，儿女婚事，自然要父母做主，请个媒人说道，这是老规矩。可要说平日里儿子女儿完全不能跟异性照面说话，那也不现实。坊巷里住着，总要打交道。”一个经营绸缎铺的店主说道。
“就是，穷人家女儿还要出门帮工、做买卖呢。不过，私下相好、私定终身，那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正经人家，还是要走明媒正娶的路子。”一个老妇人总结道。在宋代，理学观念开始渗透，但社会实际生活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主流且日益强化的规范，可民间尤其是市民阶层，仍保留着一定的灵活性和实际考量，并未立刻达到天幕所示理学鼎盛时期的极端状态。
**明，南京/北京，深宅与坊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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