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在明代被奉为官学，影响深入社会各个层面，“男女大防”之严，较之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幕所示内容，对许多明人而言，正是他们身处其中的现实。
某官宦之家后宅，老夫人正教导待字闺中的孙女女红与《女诫》，天幕显现，祖孙一同观看。
老夫人指着天幕道：“瞧见了？这便是天理正道！男女七岁不同席，不共食，不杂坐。你平日里连二门都不许轻易出，更别说见外男了。将来你的婚事，自有你父母与我为你做主，请了稳妥的官媒，寻那门当户对、品行端方的郎君。万不可学那些没廉耻的，私下传递什么诗词信物，那是自毁名节，连累家族！”
少女低头应“是”，目光却忍不住飘向天幕上那个“邻村小芳”的模糊身影，心中一片茫然。她或许读过《牡丹亭》，为杜丽娘之情所感，但在现实礼法的高墙下，那只能是心底一丝不可言说的涟漪。
街头巷尾，百姓的议论则更贴近生活实际。
“媒妁之言？那是当然！没有王婆、张妈这些官媒私媒牵线，两家怎么结亲？难不成让小子丫头自己满街去找？”一个市井男子道。
“话是这么说，可有时候媒人嘴，骗人的鬼。为了那点谢媒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全信她们，也容易吃亏。”一个经历过儿女婚事的妇人抱怨。
“那能怎么办？规矩就是这样。自家父母眼光也未必准，但总比让孩子自己胡来强。私奔？那真是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在乡里都抬不起头。”另一个老者叹道。
也有胆大的年轻人私下嘟囔：“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戏文里不也多的是才子佳人后花园私定终身？虽说不合礼法，可那份情意……唉。”
朝廷之中，礼部官员对此深以为然。维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是稳定社会基础细胞（家庭）、维护纲常名教、防止“淫佚之风”蔓延的重要手段。法律也明文支持和保护这种婚嫁程序，打击“和奸”、“拐带”等行为。天幕的揭示，在他们看来，正是重申了这项基本国策的重要性与正确性。
**清，北京，旗人社区与汉人街巷。**
清朝满汉杂处，初期满族社会风俗与汉族有异，对男女之防不如汉族严格。但入关后，清廷主动吸收儒家礼法以巩固统治，程朱理学仍是官方意识形态，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范也被强力推行，并在满汉交融中产生微妙变化。
一位满洲都统看完天幕，对身边汉人师爷道：“这‘男女大防’、‘媒妁之言’，你们汉人讲究是真多。早年在关外，咱们的儿女婚事，虽也尊父母之意，但年轻人在跳萨满、赶山场的时候，自己看对眼了，回家告诉阿玛额娘，请个中人（类似媒人）去说合，也是常有的，没那么多避忌。”
师爷赔笑道：“大人，入关随俗，渐染华风。如今朝廷提倡理学，讲究礼教，这婚姻大事，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正理。旗下子弟，也当渐习此道，方显天朝教化。”
都统摇摇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就是觉得太憋闷了些。不过，既然皇上和太后都尊孔孟，咱们也跟着学便是。只是这媒人，可得找靠谱的，别光听嘴上抹蜜。”
汉人聚居区，情形与明时相仿，礼教约束依然森严。不过，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加剧，在某些地区、某些阶层（如商人、市民），实际执行中也可能出现松动，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公开的、正确的婚姻形式，其地位不可动摇。
天幕已隐，但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讨论与思考，却在万朝时空中持续发酵。各时代的人们，依据自身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对此有着或认同、或质疑、或无奈、或抗争的不同反应。这道横亘在无数青年男女婚姻道路上的礼法门槛，既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承载着个体情感的压抑与悲欢。天幕的揭示，如同一颗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激起了关于礼法与人性、家族与个人、秩序与情感之间永恒矛盾的层层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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