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烽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玺迷踪
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陷入长期分裂与战乱，传国玉玺也随之频繁易主，行踪扑朔迷离。每一次政权更替，几乎都伴随着对玉玺的激烈争夺。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掌控汉献帝，自然也掌握了传国玉玺。曹丕代汉称帝后，继承此玺，宣告魏国正统。随后司马炎篡魏建晋，玉玺再度转移。然而，西晋短暂统一后迅速崩溃，匈奴刘渊建立前赵，攻陷洛阳，掳走晋怀帝及传国玉玺。此后，玉玺在十六国之间辗转流落：前赵→后赵→冉魏→东晋……
其中最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冉闵之手。据《晋书》载，冉闵建立冉魏政权后，曾一度持有玉玺。但在与前燕慕容儁交战失败后，玉玺落入燕人之手。慕容儁初不信汉人所谓“天命玺”的说法，竟当众质问：“你们都说只有得玺者才能称帝，那我如今得了玺，为何中原百姓不服？”言下之意，质疑玉玺的实际效力。然而不久之后，他仍郑重其事地将玉玺供奉起来，说明即使边疆民族政权，也不得不承认这套汉文化的政治符号体系。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齐、梁、陈交替，北朝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相继崛起。每一朝都宣称自己拥有传国玉玺，或通过战争夺取，或伪造仿制，或借助宗教仪式“天降神物”来制造舆论。例如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曾宣称玉玺上有佛光显现；北周宇文邕则在灭北齐后，宣布缴获真玺，以此证明周承天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关于玉玺的异象记载：夜间发光、遇灾鸣响、水火不侵……这些神异描述虽难考证，但却反映出人们对玉玺近乎宗教般的敬畏心理。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实物，而是一种精神图腾，一种连接天地人神的媒介。
盛唐气象——玉玺的辉煌与再造
隋朝统一南北后，传国玉玺重新归于中央政权。杨坚建立隋朝时，宣称继承北周法统，获得玉玺。然而，随着隋末天下大乱，玉玺再度失落。李渊太原起兵，攻入长安，建立唐朝。起初并无玉玺，只能使用其他印信。直到公元630年，唐太宗派遣李靖击败东突厥，颉利可汗投降，献上传国玉玺。此事被载入《资治通鉴》，成为贞观之治的一大祥瑞。
然而，现代史学家对此提出严重质疑：突厥乃游牧民族，何来汉家玉玺？极有可能是隋末战乱中流落北方的仿制品，或唐代为强化正统性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更有学者推测，真正的传国玉玺早在西晋灭亡时就已损毁或遗失，此后各朝所持者均为复制品或赝品。
即便如此，唐代仍高度重视玉玺制度。唐高宗时期，因认为一人独掌一玺不足以体现皇权威严，遂增刻“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共八玺，合称“八宝”。传国玉玺位列其中，地位最高。每逢重大典礼，必陈列八宝，彰显国体庄严。
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沦陷，传国玉玺一度被叛军所得，后随肃宗收复京师而回归朝廷。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加剧，皇权衰微，玉玺的象征意义愈发突出。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时，强迫哀帝交出玉玺，后者悲泣曰：“朕今奉玺以授公，愿公善待苍生！”言语之间，尽显末代君王的无奈与悲凉。
五代十国——玉玺的伪造与滥用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极度混乱的时代，短短五十多年间，中原五易其主，各地小国林立。在这种背景下，传国玉玺的价值被推向极致，同时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伪造潮。
后唐庄宗李存勖自称得自前朝遗老所献玉玺，举行盛大登基仪式；后晋石敬瑭向契丹称臣换取支持，事后宣称契丹归还了失落多年的传国玉玺；后汉、后周亦各有“获玺”记录。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出土的所谓“传国玉玺”多为普通玉石所制，工艺粗糙，文字错漏百出，明显为仓促伪造。
尤为讽刺的是，许多政权明知手中玉玺为假，仍坚持使用。因为他们清楚：民众不在乎真假，只在乎“有没有”。只要能展示出拥有玉玺的姿态，就能赢得士大夫的支持与百姓的认同。这说明，传国玉玺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物质本身，进入了集体心理认同的层面。
宋元之争——北狩南渡中的玉玺归属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宣称继承后周法统，获得传国玉玺。然而，靖康之变（1127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金兵攻破汴京，俘虏徽钦二帝，掠走大量宫廷珍宝，传国玉玺也在其中。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始终未能迎回玉玺，成为心头之痛。
为了弥补合法性缺失，南宋多次宣称“复得”玉玺。绍兴年间，有官员奏报在杭州附近掘得古玺，经鉴定为秦制，高宗大喜，举行祭天大典。但朝中大臣多持怀疑态度，认为不过是权宜之计。事实上，终南宋一世，传国玉玺的真实下落始终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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