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数十年间，多个探险队前往考察。1960年代，土耳其政府正式承认该遗址的存在，并邀请国际专家进行研究。地质学家约翰·莫菲特（John Morris）与考古学家罗恩·怀亚特（Ron Wyatt）等人声称在此发现了巨型铆钉、木质梁柱与动物粪便化石，甚至使用雷达探测到地下存在类似船舱的空腔结构。然而，主流科学界对此持怀疑态度。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与史密森尼研究院的专家指出，杜尔加普兰更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地质构造，其“船形”仅为视觉错觉，所谓“木材”实为石化植物，“金属构件”则是铁矿沉积。
尽管如此，信仰者并未放弃。21世纪初，一支由香港基督徒组成的“ Noah’s Ark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团队宣称，他们在亚拉腊山更高海拔处发现了另一处疑似方舟遗迹，并通过碳十四测定部分木样年龄约为4800年，恰好与《圣经》推算的大洪水时间相近。然而，这一结果遭到广泛质疑，因样本污染、采样方法不当等问题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
除了亚拉腊山，其他地区也被认为可能是方舟的埋藏地。有理论认为，由于板块运动与地形变化，原始停靠点可能已被掩埋或移位。例如，有人提出方舟最终沉没于波斯湾浅海区域，或被掩埋在伊拉克南部的冲积平原之下。更有甚者，借助卫星遥感图像，在阿拉伯半岛北部发现了一些线性结构，推测为古代大型建筑遗迹。然而，这些说法缺乏实地验证，多属猜测性质。
在追寻实物证据的同时，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以古代技术水平，能否建造出如《圣经》所述那样庞大的船只？传统观点认为，青铜时代早期的人类尚不具备如此复杂的造船能力。但近年来的实验考古学研究颠覆了这一认知。2007年，荷兰造船工程师约翰·彼得斯（Johan Huibers）依据《圣经》尺寸，使用现代工具复刻了一艘诺亚方舟模型。该船长达130米，完全依靠木材与绳索结构建成，成功漂浮于水面，并能承受风浪考验。虽然使用了现代辅助设备，但其基本设计理念证明：只要拥有足够资源与组织能力，古人理论上是可以完成此类工程的。
进一步分析显示，方舟的长宽比约为6:1，符合稳定航行的基本要求；三层结构有助于合理分配重量与空间；而“松香”涂层很可能是天然沥青，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至于容纳数万种动物的问题，则可通过“种类”而非“物种”的解释缓解压力。一些创造论学者提出，诺亚只需携带“动物原型”（如犬科、猫科祖先），而非现今所有细分品种，从而大幅减少数量。再加上冬眠、分批饲养与高效空间利用等假设，使得整个计划在逻辑上更具可行性。
当然，科学界对此仍有诸多质疑。生物多样性专家指出，即便仅携带一万对动物，也需要至少两万吨的食物储备与完善的生态系统管理，这对一个八口之家而言几乎不可能实现。此外，洪水后如何防止近亲繁殖、恢复生态平衡等问题也难以解答。因此，大多数科学家仍将诺亚方舟视为象征性叙事，而非历史事实。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一传说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在于其深层的文化与心理意义。诺亚方舟不仅是避难所，更是人类面对灾难时的精神图腾。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频发的今天，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森林火灾肆虐，仿佛昔日洪水的现代回响。联合国报告警告，若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本世纪末将有数亿人面临气候迁移风险。此时，“方舟”意象再次浮现——无论是马斯克的火星殖民计划，还是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末日种子库”，抑或是人工生态穹顶项目，皆可视作当代版的“生命方舟”。
更有意思的是，文学与影视作品不断重塑这一主题。从电影《2012》中中国建造的巨型方舟拯救人类，到科幻小说《方舟计划》描绘星际移民舰队，再到游戏《最后的生还者》中幸存者在废墟中寻找庇护所，诺亚方舟已成为一种普世隐喻：在危机面前，人类如何选择拯救什么、放弃什么？谁有权登上“方舟”？道德、科技、权力与生存本能之间又该如何权衡？
哲学层面，诺亚方舟也引发关于“筛选机制”的深刻反思。在《圣经》中，唯有“义人”得以存活，暗示着灾难具有道德审判的意味。但在现实中，灾难往往不分善恶，贫富差距却决定了逃生机会。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富人驾车逃离，穷人被困屋顶；2023年利比亚洪灾中，一座老旧水坝溃决，吞噬整座城市。这些悲剧提醒我们：真正的“方舟”不应只是物理意义上的避难所，更应是社会公平、环境正义与全球协作的体现。
与此同时，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也在这一谜题中得到微妙映照。一方面，原教旨主义者坚持字面解读《圣经》，视方舟为确凿历史；另一方面，自由派神学家则强调其象征意义，认为重点在于传达“悔改、重生与盟约”的精神信息。而越来越多的中间立场者尝试调和二者，提出“神导进化论”或“框架假说”，即上帝通过自然过程实现旨意，大洪水可能是区域性事件，却被赋予宇宙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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