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会议安排在劳动仲裁委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长方桌，我们坐一边，潇潇和她请的律师坐另一边。仲裁员是个中年女人，表情严肃，翻看着案卷。
潇潇今天穿了一身黑，衬得脸色更加惨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她一直低着头，手指反复绞着衣角，那个习惯性动作和以前一模一样。她的律师是个看起来很精明的年轻男人，正在低声和她说着什么。
我方由我、小刘，还有人事经理出席。证据材料整齐地码放在面前。
程序性询问后，仲裁员让潇潇方先陈述理由。
律师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言。他的话术比申请书更加娴熟，将潇潇塑造成一个“承受多重巨大打击却仍坚持工作、无奈因公司缺乏人文关怀而被粗暴辞退”的悲剧角色。他出示了几份材料复印件：一份死亡证明，显示配偶于数月前病故；一份儿童医院的诊断书，写着某种复杂的先天性疾病名称；还有一份社区开具的、证明其婆婆患有严重阿尔茨海默症需要长期照料的说明。
每出示一份，律师就刻意停顿一下，目光扫过仲裁员和我们。仲裁员看着那些材料，眉头微微蹙起。
轮到我们。小刘沉着地出示了考勤记录、警告书、工作延误的证据链。他强调，公司并非不近人情，而是多次沟通、警告无效后，基于明确的规章制度做出的合法处理。个人困难值得同情，但不能凌驾于集体规则之上。
双方各执一词。调解很快陷入僵局。仲裁员尝试斡旋，但潇潇方坚持高额赔偿，我们当然无法接受。
休会片刻。我走到走廊尽头透气，心里堵得慌。那些证明……看起来不像假的。难道她说的那些悲惨事，大部分是真的？如果是这样，我们辞退她，在道义上……
不，我立刻否定这个想法。是真的又如何？公司不是慈善机构。她的情况值得帮助，但不应该通过无底线容忍违纪来实现。否则，对其他人公平吗？
重新回到会议室。气氛更加凝重。潇潇的律师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赔偿金额略有降低，但依然包含精神损失等名目，并要求公司公开道歉。
小刘代表我们坚决拒绝。
就在争论最激烈时，一直沉默的潇潇突然抬起头，直直地看向我。她的眼睛很黑，很深，像两口不见底的古井。
“陈经理，”她的声音干涩，但异常清晰，每个字都像小石子投入寂静的水面，“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如果那天，2号电梯没有坏，如果它按时到达，如果我没有被关在里面那么久……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2号电梯？
我后背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会议室明亮的灯光似乎暗了一瞬。我猛地想起那份在抽屉里找到的旧简报。“电梯意外事件”……“女性员工”……“猝死”……
“你……什么意思？”我的声音有点发紧。
潇潇咧开嘴，露出一个极其僵硬、古怪的笑容，牙齿显得特别白。“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起一些旧事。公司里老电梯，总出毛病，不是吗？尤其是2号梯，听说……不太干净。”
她的律师轻轻拉了她一下，似乎觉得她的话偏离了主题。仲裁员也露出疑惑的表情。
但潇潇不管不顾，只是盯着我，那眼神里有种冰冷的、怨毒的东西在流淌：“你们只知道我迟到，怪我耽误工作。可你们谁知道，我每天是踩着什么样的点，挤进什么样的电梯，才能坐到那张办公桌前的？谁知道我为了不迟到，付出了什么？”
她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带着一种神经质的颤音。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空调出风口单调的嘶嘶声。
“潇潇女士，请控制情绪，陈述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仲裁员敲了敲桌子。
潇潇似乎抖了一下，缓缓低下头，又恢复了那副瑟缩的样子。但刚才那一瞬间的异常，已经像一道裂缝，在这个充满法律条文的房间里悄然绽开。
调解最终破裂。仲裁员宣布择日开庭裁决。
走出仲裁委大楼，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却感觉不到暖意。小刘和人事经理讨论着接下来的诉讼策略，语气里不乏对潇潇方胡搅蛮缠的恼火。但我几乎没听进去。
“2号电梯……不太干净……”
“如果那天，2号电梯没有坏……”
那些话，连同抽屉里那份模糊的简报，在我脑海里疯狂盘旋。一个可怕的念头越来越清晰，清晰到让我浑身发冷。
我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没有回公司，而是直接去了物业办公室。
借口检查消防设施，我很容易地调阅了近几个月的电梯维修保养记录。记录很详尽。我一页页翻着，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
找到了。
去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上午8：47分。2号电梯。故障代码显示“轿厢意外骤停于6-7楼之间，应急照明启动，呼救按钮响应，后动力恢复，轿厢平层至7楼”。维修记录注明：“检查未发现明确机械故障，疑为控制系统瞬时干扰。已重置。轿厢内有一女性乘客晕厥，由同事陪同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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