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潇离开后那一周，部门气氛明显怪异。
空气里飘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庆幸，又掺杂着难以言说的窥探欲。她那个靠窗的工位很快被清空，行政部搬来一盆新的发财树放在那里，绿油油的，试图覆盖掉之前残存的一切痕迹。大家默契地不再提起她的名字，仿佛她从未存在过。工作似乎顺畅了一些，至少晨会不会再被突兀的开门声打断。
但我偶尔路过那个角落，眼角余光扫过那盆过分茂盛的发财树，心里总会咯噔一下。潇潇最后那个眼神，还有那句含糊又恶狠狠的“你们等着”，像一段损坏的音频，时不时在脑海里刺啦回响。
我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被辞退员工情绪失控下的狠话，当不得真。劳动纠纷而已，公司程序合法合规，她能闹出什么花样？
直到第二周周二下午，法务部的小刘直接推开了我办公室的门，脸上没了平时插科打诨的轻松，手里捏着一个淡黄色的标准信封。
“默哥，”他把信封放在我桌上，指关节敲了敲，“麻烦来了。”
“什么？”我从一份报告中抬起头。
“潇潇。她把公司告了。”小刘言简意赅，“劳动仲裁，刚收到的应诉通知。”
“告了？”我愣了一下，随即一股火气直冲头顶，“她还敢告？凭什么？就凭她两个月迟到十九次？凭她那些编都编不圆的故事？” 我简直想笑，气笑了。人怎么可以这么无耻？把公司的容忍当成软弱，把个人的失职包装成受害者的委屈，现在还要反咬一口？
小刘拉开椅子坐下，把信封往我面前又推了推：“你先看看这个。她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副本。”
我抽出里面薄薄几页纸。标准的法律文书格式，但诉求部分写得相当……耸动。除了要求撤销辞退决定、恢复劳动关系、支付仲裁期间工资这些常规项目外，还罗列了一大串赔偿名目：精神损害抚慰金、女儿医疗补助、婆婆赡养费补助、配偶去世抚恤……林林总总，加起来是个离谱的数字。
而事实与理由部分，更是让我看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她声称公司管理不人性化，未充分考虑其特殊家庭情况（配偶去世、女儿患罕见病、婆婆严重阿尔茨海默症），单方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其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使其“生活陷入绝境，濒临崩溃”。用语极尽渲染，仿佛我们不是辞退了一个经常迟到的员工，而是亲手把她推下了悬崖。
“配偶去世？”我指着那行字，看向小刘，“她之前每次迟到编的理由里，倒是提过她老公‘事情多’、‘顾不上家’，可从没说过去世！这也能现编？”
小刘耸耸肩：“申请书上这么写，我们就得这么应对。她敢写，多半准备了点东西，哪怕是一张死亡证明呢？关键是，她把这些‘悲惨遭遇’和迟到、被辞退强行捆绑，打感情牌，仲裁庭有时候吃这套。”
“那女儿患病，婆婆痴呆呢？也是真的？”我追问。
“难说。”小刘皱起眉，“她之前跟你口头说的，没有书面证明。但现在上了仲裁，她可能会补一些材料。哪怕只是医院诊断书、药费单子，哪怕病情没那么严重，只要沾边，就能大大强化她‘弱势群体’的形象。我们辞退她，就显得格外冷酷无情。”
我靠进椅背，觉得荒谬无比。一场基于确凿违纪事实的人事处理，眼看就要变成一场比拼谁更惨、谁更值得同情的闹剧。“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证明她这些悲惨故事，要么是假的，要么和迟到无关，对吧？”
“理论上是这样。”小刘点头，“但实际操作起来麻烦。我们要收集反证。考勤记录、警告记录、工作延误的证据，我们都有，这是核心。但她的这些‘个人情况’，我们很难直接证明是假的，除非……”他顿了顿，“能找到她撒谎的确凿证据。比如，她配偶其实活得好好的，或者她女儿根本没病。”
谈何容易。难道我要派人去跟踪调查她的家庭？这涉及隐私，且公司没有这个权力和义务。
“还有，”小刘补充道，手指在申请书某一处敲了敲，“你看这里，她强调公司‘管理漏洞’，甚至暗示工作环境存在‘安全隐患’，导致她身心受损。这有点胡搅蛮缠，但也要留意。仲裁庭可能会要求公司提供相关证据自证清白。”
安全隐患？我们办公楼是老了点，但物业维护还算正常。能有什么安全隐患？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小刘，连同人事部的同事，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应诉材料。梳理潇潇所有的考勤异常记录，附上每次沟通的邮件截图和谈话备忘，整理她工作延误导致的具体损失……证据链很完整。看着那厚厚一沓文件，我心里稍微踏实了点。事实站在我们这边。
然而，潇潇那边的动作更快。仲裁庭通知了第一次调解会议时间。就在下周。
会议前一天晚上，我加班核对材料到很晚。整层楼几乎都空了，白炽灯亮得惨白，中央空调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显得格外寂静。去茶水间冲咖啡时，路过潇潇原来的工位区域。那盆发财树在灯光下投出张牙舞爪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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