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孙成始终没有露面。警方差点以为又要扑空，直到某天傍晚，在河北燕郊的一处居民小区里，监控组传来了一个让他们心跳加速的消息：孙成的家人在这里有一套住房，平时空着没人住，可今天下午，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提着一塑料袋东西走了进去，身形、步态、侧脸轮廓，都跟通缉令上那张模糊的照片高度吻合。
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们没有立即冲进去，而是耐心地在楼下蹲守了三个多小时。天彻底黑透了，那间屋子的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终于，门从里面打开了，男人探出半个身子来扔垃圾袋。就在这一瞬间，几个便衣从楼道两侧包抄过去，一把按住了他的胳膊。手铐咔嚓一声扣上腕子，男人愣了一下，随即垂下了头，嘴角甚至微微抽动了一下，像是苦笑，又像是长出了一口气。
“孙成。”民警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他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是我。”
十四年的追逃，到此终于扣上了一半。
孙成被押回崇礼之后，审讯进行得比预想中顺利得多。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甚至隐隐有些如释重负。他说，这十四年他过得太累了，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去不了正规医院看病，也不敢跟任何人有深交，走到哪儿都得把头埋得低低的。他是汽车修理工出身，手艺不错，曾经逃到南方某市，靠本事在一家奥迪4S店干到了技术总监的位子，工资不低，受人尊敬。可后来公司要求全员录入指纹、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社保，他拿不出来，只能编了个借口辞职走人。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去大单位应聘，只能在路边小店、地下车库里给人偷偷修车，收点现金，勉强糊口。
二〇〇九年，他对家人的思念实在压不住了，偷偷返回了北京周边，在燕郊租了一间地下室住下来，隔三差五地远远看女儿一眼，不敢上前相认。他以为自己能这样躲到老死，可终究没能逃过那一张天网。
说到马玉，孙成并没有回避。他供述，一九九七年初他刑满释放后，和刘勇在北京碰了头。俩人都五十岁了，没文化没技术，出狱后找不到正经工作，口袋里连吃碗炸酱面的钱都掏不出。刘勇给他出主意：“咱不能就这么穷下去，得干一票大的。”俩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值钱又最好下手的，就是路上跑的那些私家车。
五月十二号那天下午，他们在亚运村附近转悠，一眼就盯上了那辆红色的高尔夫。车漂亮，锃亮的漆面在夕阳下一晃一晃的，开车的女人穿着得体，皮肤白皙，一看就有钱。马玉把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下来买了点东西，再回到车上，刚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后排车门突然被拉开，一个男人钻了进来，一把箍住了她的脖子。另一个男人从副驾驶那边也蹿了进来，手里攥着一把起子，顶在她腰上。
马玉吓坏了，但她没有大喊大叫，反而异常镇定地跟两个歹徒周旋。她说：“你们要钱是吧？我家有，别伤害我，我什么都给你们。”
就这样，孙成开着车，按照马玉的指引到了她住的小区。保安拦了一下，但马玉亲自摇下车窗跟保安打了招呼，说“是我朋友”，保安便抬手放行了。孙成一个人进了屋，马玉把铁皮盒子和暗格的位置都告诉了他，连存折密码也说了。孙成把现金、存折、手机统统塞进一个旅行袋里，匆匆下楼。
拿到钱之后，按照最初的约定，他们应该放了马玉。可刘勇上了车之后，在后排一言不发地盯着马玉的后脑勺，目光像刀子一样冷。车子开出去几十公里，刘勇忽然开口：“不能让她活着回去。她认出咱俩了，回头一报警，咱俩一个都跑不掉。”孙成犹豫了一下，没有反驳。
于是，他们把车开上了通往崇礼的公路。天黑透了，路上没有一盏路灯，两侧全是荒山和土坡。刘勇从座位底下摸出一把铁扳手，朝着马玉的头部猛砸了两下。马玉闷哼一声，瘫软在了座椅上。他们把她拖下路边的土坡，剥掉了她身上所有的衣物，一是为了毁灭可能的物证，二是为了延缓尸体被辨认的时间，没穿衣服的死人，总归比穿得整整齐齐的难认一些。
土坑是刘勇用路边捡的一块尖石头刨出来的，不深，但足够把一个人蜷着塞进去。他们把人推下去，然后一捧一捧地往里面填土，直到泥土完全覆盖了那张苍白的脸。孙成说，当时他填了最后两锹土，手一直在抖，可刘勇催他快点，说天快亮了。
他们以为马玉早就死了，可法医后来的结论证明，她当时只是被打晕了。她是被活埋的。
讲完这些，孙成的肩膀塌了下来，像是把揣了十四年的石头终于放在了地上。
可刘勇呢？截至现在，这个人依然没有归案。孙成说，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号，俩人在大同火车站分了手，约定这辈子再也不联系。他不知道刘勇去了哪里，更不知道刘勇是死是活。
崇礼警方的追逃工作并没有停止。清网行动之后，每年都有新的技术和新的数据汇入卷宗，但那名叫刘勇的嫌疑人，始终像一滴水蒸发在空气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人说他可能已经死了，病死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也有人猜测他改了身份，整了容，在南方的某个小城市安了家。但猜测终究是猜测，法律的眼睛还睁着，卷宗还摆在铁皮柜里，只要一天不落网，这桩案子就不算真正的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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