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孙成始终没有露面。警方差点以为又要扑空,直到某天傍晚,在河北燕郊的一处居民小区里,监控组传来了一个让他们心跳加速的消息:孙成的家人在这里有一套住房,平时空着没人住,可今天下午,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提着一塑料袋东西走了进去,身形、步态、侧脸轮廓,都跟通缉令上那张模糊的照片高度吻合。
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们没有立即冲进去,而是耐心地在楼下蹲守了三个多小时。天彻底黑透了,那间屋子的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终于,门从里面打开了,男人探出半个身子来扔垃圾袋。就在这一瞬间,几个便衣从楼道两侧包抄过去,一把按住了他的胳膊。手铐咔嚓一声扣上腕子,男人愣了一下,随即垂下了头,嘴角甚至微微抽动了一下,像是苦笑,又像是长出了一口气。
“孙成。”民警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他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是我。”
十四年的追逃,到此终于扣上了一半。
孙成被押回崇礼之后,审讯进行得比预想中顺利得多。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甚至隐隐有些如释重负。他说,这十四年他过得太累了,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去不了正规医院看病,也不敢跟任何人有深交,走到哪儿都得把头埋得低低的。他是汽车修理工出身,手艺不错,曾经逃到南方某市,靠本事在一家奥迪4S店干到了技术总监的位子,工资不低,受人尊敬。可后来公司要求全员录入指纹、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社保,他拿不出来,只能编了个借口辞职走人。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去大单位应聘,只能在路边小店、地下车库里给人偷偷修车,收点现金,勉强糊口。
二〇〇九年,他对家人的思念实在压不住了,偷偷返回了北京周边,在燕郊租了一间地下室住下来,隔三差五地远远看女儿一眼,不敢上前相认。他以为自己能这样躲到老死,可终究没能逃过那一张天网。
说到马玉,孙成并没有回避。他供述,一九九七年初他刑满释放后,和刘勇在北京碰了头。俩人都五十岁了,没文化没技术,出狱后找不到正经工作,口袋里连吃碗炸酱面的钱都掏不出。刘勇给他出主意:“咱不能就这么穷下去,得干一票大的。”俩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值钱又最好下手的,就是路上跑的那些私家车。
五月十二号那天下午,他们在亚运村附近转悠,一眼就盯上了那辆红色的高尔夫。车漂亮,锃亮的漆面在夕阳下一晃一晃的,开车的女人穿着得体,皮肤白皙,一看就有钱。马玉把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下来买了点东西,再回到车上,刚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后排车门突然被拉开,一个男人钻了进来,一把箍住了她的脖子。另一个男人从副驾驶那边也蹿了进来,手里攥着一把起子,顶在她腰上。
马玉吓坏了,但她没有大喊大叫,反而异常镇定地跟两个歹徒周旋。她说:“你们要钱是吧?我家有,别伤害我,我什么都给你们。”
就这样,孙成开着车,按照马玉的指引到了她住的小区。保安拦了一下,但马玉亲自摇下车窗跟保安打了招呼,说“是我朋友”,保安便抬手放行了。孙成一个人进了屋,马玉把铁皮盒子和暗格的位置都告诉了他,连存折密码也说了。孙成把现金、存折、手机统统塞进一个旅行袋里,匆匆下楼。
拿到钱之后,按照最初的约定,他们应该放了马玉。可刘勇上了车之后,在后排一言不发地盯着马玉的后脑勺,目光像刀子一样冷。车子开出去几十公里,刘勇忽然开口:“不能让她活着回去。她认出咱俩了,回头一报警,咱俩一个都跑不掉。”孙成犹豫了一下,没有反驳。
于是,他们把车开上了通往崇礼的公路。天黑透了,路上没有一盏路灯,两侧全是荒山和土坡。刘勇从座位底下摸出一把铁扳手,朝着马玉的头部猛砸了两下。马玉闷哼一声,瘫软在了座椅上。他们把她拖下路边的土坡,剥掉了她身上所有的衣物,一是为了毁灭可能的物证,二是为了延缓尸体被辨认的时间,没穿衣服的死人,总归比穿得整整齐齐的难认一些。
土坑是刘勇用路边捡的一块尖石头刨出来的,不深,但足够把一个人蜷着塞进去。他们把人推下去,然后一捧一捧地往里面填土,直到泥土完全覆盖了那张苍白的脸。孙成说,当时他填了最后两锹土,手一直在抖,可刘勇催他快点,说天快亮了。
他们以为马玉早就死了,可法医后来的结论证明,她当时只是被打晕了。她是被活埋的。
讲完这些,孙成的肩膀塌了下来,像是把揣了十四年的石头终于放在了地上。
可刘勇呢?截至现在,这个人依然没有归案。孙成说,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号,俩人在大同火车站分了手,约定这辈子再也不联系。他不知道刘勇去了哪里,更不知道刘勇是死是活。
崇礼警方的追逃工作并没有停止。清网行动之后,每年都有新的技术和新的数据汇入卷宗,但那名叫刘勇的嫌疑人,始终像一滴水蒸发在空气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人说他可能已经死了,病死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也有人猜测他改了身份,整了容,在南方的某个小城市安了家。但猜测终究是猜测,法律的眼睛还睁着,卷宗还摆在铁皮柜里,只要一天不落网,这桩案子就不算真正的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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