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案件的突破口就明摆着了，被抢走的那辆车，那部手机，还有那些存折和银行卡，只要有任何一样浮出水面，凶手就藏不住了。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五号，崇礼县公安局的专案指挥部里，墙上挂着大幅的北京及周边地图，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线路和点位。侦查方向最终敲定，三路人马同时撒出去。第一组负责追查红色高尔夫的下落；第二组去调马玉手机的详细通话清单；第三组则拿着马玉名下的银行卡号，跑遍了北京市各大银行的分行网点，请求调取近几日的取款和消费记录。
最先传来消息的是第一组。
六月十八号，大同市某招待所。这家招待所坐落在老城区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门面不大，院里停着几辆落满灰的货车和面包车。一名服务员在打扫院子的时候，发现角落里停着一辆红色的小轿车，车身很脏，轮胎气压不足，像是在那儿扔了好几天了。她凑近一看，车里没人，但驾驶座的坐垫上隐约有一片暗褐色的污渍，干了之后发黑发硬，看着不像机油。服务员心里犯嘀咕，跑去告诉了经理，经理第一时间报了案。大同警方到场确认，那正是一辆进口红色大众高尔夫，车牌号与协查通报上的信息一字不差。
车门没锁，车钥匙还插在点火开关上。技术人员打开车门，那片暗褐色的污渍经化验，确认为人血。血型与马玉一致。除了那片血迹之外，车里没有更多明显的物证，凶手显然处理过一番，但血迹这种东西一旦渗进织物纤维，根本擦不干净。他们把车丢在这里，就等于丢掉了最大的累赘。
几乎同一时刻，第二组也取得了关键突破。电信局那边把马玉手机近期的通话详单打了出来，长长的一串号码里，有两个陌生的固定电话号码格外扎眼。这两个号码都是在五月十三号这天拨出的，而且通话时长都在几分钟以上。要知道，五月十三号的时候，马玉本人早已被埋在崇礼的土堆之下了，那拿着这部手机拨号的，只可能是凶手。
警方顺藤摸瓜，两个号码的装机地址和户主信息很快调了出来。这两个号码分别关联着两个人——一个叫孙成，一个叫刘勇。
孙成和刘勇，都是北京本地人，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左右，案发那年正好五十岁。更让人心头一紧的是，这俩人早年因盗窃罪被判刑，同在青海省的一座监狱里服过刑，是货真价实的狱友。而且，他们在服刑期间还企图越狱，虽然没有成功，但反侦察的意识和对公安机关的警惕心远超普通犯罪分子。两个有前科、有越狱经历、有默契的老狱友，出狱之后凑到了一起，再联手干上一票，逻辑上完全说得通。
警方查到了孙成和刘勇在北京的户籍住址和家庭成员信息，立刻组织力量进行外围布控。可当刑警们赶到两处住址时，全扑了空。两家人要么支支吾吾说好久没见了，要么干脆闭门不出。原来，侦查过程中有过一次不小心的走漏风声，警方在早期向家属侧面了解情况时，问到了孙成和刘勇的名字，敏感的家属转头就跟家里人通了气，而孙成恰好在那段时间往家里打过电话，一听警察正在找他，二话不说扔下电话就跑了。
刘勇那边的情况也类似，他有一个相好的女人，警方找她谈过一次话之后没两天，刘勇就从租住的地方消失了，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全。
两个凶犯就像泥牛入海，再也没了踪影。那个年代的刑侦手段远没有后来那么丰富，互联网刚刚萌芽，全国人口信息库还在建设之中，出门坐车也不用身份证，住旅馆只要掏钱就行，谁也不会多问你一句。警方手里攥着通缉令，印着两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发往全国各地，可那两张照片还是他们若干年前在监狱里拍的档案照，面貌早就有了变化。无数条线索从全国各地涌来，有的说在河南见过刘勇，有的说在新疆看见过孙成，可每一条查到最后都落不了地。
这一追，就是十四年。
十四年，足够一个新生儿长大成人，足够一座县城天翻地覆。崇礼后来因为滑雪火了，柏油路修得又宽又平，沿街的宾馆饭店一家接一家开，枣沟公路那段土坡早就铺上了沥青，车来车往，谁也不会想起那里曾经埋过一个无辜的女人。可崇礼县公安局那间专案办公室里，孙成和刘勇的卷宗始终摆在最显眼的铁皮柜上，每年到了五月十三号，总有老刑警翻出来看看，叹口气，再放回去。
二〇一一年五月，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网行动”，各地公安机关闻令而动，对历年来的在逃人员展开拉网式排查。这一次的技术手段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天网监控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二代身份证办理要求录入指纹和人像，旅馆业全部联网登记，火车票实行实名制。逃犯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了前所未有的狭小境地。
崇礼警方抓住这个机会，重新梳理了孙成和刘勇的所有关系网。专案组分析认为，孙成这个人相对顾家，早年服刑期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女儿，出狱后也曾多次回家探望。如果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极有可能选择潜回北京附近，至少远远地守着家人。基于这个判断，警方对孙成的妻子和女儿实施了全天候的监控，不再是隔段时间关注一下，而是二十四小时轮班盯守，盯住她们出入的每一个地方、接触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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