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些细节，崇礼县警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死者很可能来自大城市，尤其是距离崇礼不过两百多公里的北京。在那个年头，崇礼但凡出了什么大事小情，总免不了和北京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县公安局当即加急制作了协查通报，配上死者面部复原图和体貌特征描述，通过传真和专线电话，发往周边的县市，重点方向直指北京城区。
协查通报发出去的第三天，北京那边回了信儿。
原来，就在崇礼这边发现女尸的同一时间，北京警方接到了一个男人焦急万分的报案。报案人名叫郭亮，三十多岁，中等身材，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斯文中透着慌乱。他说自己的妻子马玉从五月十二号晚上出门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手机打不通，单位没上班，亲戚朋友问了个遍，没有任何音讯。郭亮等了一天一夜，觉得不对，这才报了警。
两边的信息一对，崇礼警方带着死者的照片和指印进了京。郭亮被请到公安局的辨认室，隔着玻璃一看，双腿一软，当场瘫坐在地上，照片上那张脸，即便是苍白浮肿、嘴角沾着泥土，他也绝不会认错。那就是他的妻子，马玉。
马玉其人，在北京新闻圈子里颇有些名气。她是北京某着名报社的正式记者，跑的是社会新闻口，平时风里来雨里去，采访写稿雷厉风行，在报社上下口碑都很好。她所在的报社，当年是北京城里数得上号的大报，一份报纸早上七点摆上报摊，不到中午就能卖断货。马玉能在这样的单位立足，靠的完全是硬功夫。
确认了死者身份，专案组立刻兵分数路展开调查。第一路，查马玉的社会关系，记者这行当，笔杆子底下得罪人是常事。你写一篇揭露黑窝点的稿子，断了人家的财路，人家能不恨你？你暗访一个造假窝点，被人发现了追着跑，那都是家常便饭。马玉从业这些年，曝光过不少内幕，会不会是哪家被她写过的人怀恨在心，找了亡命之徒来报复？
专案组调出了马玉近三年来发表过的所有稿件，逐篇翻阅，把其中涉及到的被曝光单位、被批评的个人一一列出，再派出警力分头核查。查来查去，有的被曝光对象早就关张歇业了，有的虽然当时闹得凶，可事后也就偃旗息鼓了，找不到任何能升级为杀人命案的深仇大恨。这条线，暂时搁置。
第二路，查马玉的感情生活。女记者漂亮干练，又开着私家车，气质出众，会不会在男女关系上惹了什么麻烦？警方走访了马玉的同事、朋友、同学，甚至连她大学时的辅导员都找到了。反馈回来的信息出奇一致：马玉和丈夫郭亮感情稳定，两口子虽然各自忙事业，但从未听说有什么大的争吵或外遇。马玉本人也不是那种作风浮夸的女性，工作之余爱看书、爱听音乐，社交圈单纯得很。情杀的可能，基本排除。
仇杀不行，情杀也不行，那就只剩一个方向了：谋财害命。
这个推测一出来，所有的线索忽然就对上了。马玉虽然表面上是个拿工资的记者，可她在外面还悄悄注册了一个个体公司，做些文化咨询、广告代理的生意，收入远比普通工薪阶层丰厚得多。九十年代末，北京城里的大多数人还在挤公交、住筒子楼，马玉两口子却早已住进了高档住宅小区。她名下有一辆红色的进口大众高尔夫，两厢小钢炮，原装德国货，在那个满大街跑着夏利、奥拓的年代，这辆高尔夫往路边一停，回头率高得惊人。她还有一部诺基亚的数字手机，那是当时最新款的机型，机身小巧，屏幕发着幽幽的绿光，售价加上入网费，普通工薪族不吃不喝攒两年都未必买得起。
这还不算完。郭亮在整理家中遗物时，发现了一个让他后背发凉的事实：家里留着的十多万元银行存折，外加两万多元的现金，全都不见了。存折本来锁在卧室衣柜最里层的铁皮盒子里，钥匙只有他和马玉有，可现在铁皮盒子被撬开了，里面空空荡荡。客厅电视柜底下的一个暗格也被翻得乱七八糟，马玉习惯在那里放一些周转用的现钱，如今连钢镚儿都没剩下。
存折没了，现金没了，车没了，手机也没了，这不是谋财害命是什么？
专案组立刻调整了侦查方向。第一案发现场，几乎可以断定就在北京。马玉五月十一号还在报社参加了一个选题会，有同事能作证，十二号上午还给郭亮打过电话说中午不回家吃饭，说明她至少到十二号中午都还在正常活动。那么她遇害的时间，应该就在十二号的下午到晚间。凶手大概率是尾随或者预谋，趁她独自上车的时候控制了人，然后胁迫她说出家中的财物位置，搜刮一空之后又连车带人一路开出了北京，奔着崇礼的方向去了。
马玉的家位于北京北三环附近一处高档小区，门禁森严，保安二十小时轮班巡逻，陌生人根本混不进去。可马玉本人在小区里进出自如，如果她是被歹徒控制着回到家中拿东西，保安很可能看不出异常。再说了，那会儿还没有普及监控探头，小区门口全靠人工登记，有心算无心，漏洞多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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