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的状态,让民警瞬间提高了警惕。办案人员压下心中的疑惑,耐心向罗之德询问孩子和丈夫的去向。面对询问,罗之德语气平淡,语速迟缓,缓缓道出:五月三号,也就是两天前,丈夫黄东生带着两个孩子出门赌博,自此之后,父子三人再也没有回过家,失联至今。
民警细致捕捉着罗之德的每一句供述、每一个神态细节,从她字里行间的语气、下意识的肢体动作中,能清晰感受到她对丈夫黄东生积攒已久的浓烈怨恨与不满,言语间满是疏离与抵触,丝毫没有丈夫失联、儿女惨死的悲痛与焦急。
本次问询没有获取到直接破案线索,罗之德的供述简单片面,且情绪反常、态度冷漠,无法为案件提供有效支撑,但她身上的疑点,被民警详细记录在卷宗之中,成为后续重点核查的方向。
当天夜间,县局领导、刑侦全队人员在店门村村委会临时召开紧急案情分析会,结合现有线索、死者身份、家属状态以及案发经过,对案情进行全方位复盘推演。所有办案人员逐一发言、梳理疑点、排查可能性,最终整合出两大核心推测,锁定案件侦破的两大方向。
第一,两名孩童系黄东生亲自带离家中后遇害,黄东生下落不明,大概率已经遭遇不测,被他人杀害,一家三口接连遇害,系连环仇杀或私怨作案;第二,黄东生因个人矛盾、心理扭曲,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一双儿女,作案后畏罪潜逃,隐匿行踪。
彼时的所有线索,都指向失踪的孩子父亲黄东生,他既是最后接触两名死者的人,也是案件最大的疑点人物。因此,找到黄东生、查清其下落,成为突破整起命案的唯一关键。警方当即部署警力,全方位排查黄东生的行踪轨迹、社会关系、人际矛盾,开启全方位搜捕与摸排工作。
随着深度摸排调查,黄东生的个人信息、家庭矛盾、生活状态、性格特征被逐一清晰还原。黄东生,时年四十二岁,土生土长的店门村人,常年任职于上海铁路局某工程处,属于有稳定工作、固定收入的在外务工人员,常年往返于上海与老家,归家次数有限。
看似体面的工作背后,是一地狼藉的家庭关系。黄东生与妻子罗之德婚后常年感情不和,二人性格相悖、三观不合,日常争吵不断,矛盾积年累月,早已没有夫妻温情。不仅夫妻关系破裂,他与妻子的娘家更是势同水火,尤其是和妻子的七弟罗贵旺,多次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大打出手,双方积怨极深,早已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这也是村里人人皆知的恩怨。
村民们的口述证词,更是为案件增添了重重疑点,黄东生近期的反常举动,处处透着诡异。按照往年惯例,黄东生春节返乡探亲,总会大包小包携带礼品物资回家,补贴家用、走访亲友,从未空手而归。但1988年春节返乡,他一反常态,两手空空,没有带回任何东西,整日独坐发呆、心事重重,面色阴郁沉默,与往日判若两人,邻里亲友都察觉出他的异常,却无人知晓缘由。
1988年3月20日,春节假期结束,黄东生本该返回上海单位复工,可仅仅上班数日,他便突然请假折返老家,带回了一个让全家乃至亲友都十分欣喜的消息:他已经在上海为妻子和两个孩子办理好了落户手续,此番回乡,就是专程接全家迁居上海,从此定居城市,脱离乡村生活。
这个消息让常年困在乡村、生活清贫的罗家亲友满心欢喜。为了顺利迁居,黄东生开始着手变卖家中部分田地、农具、老宅附属资产,筹备迁居事宜。4月19日,黄东生带着妻子、一双儿女正式启程,全家搬迁,罗家一众亲戚特意全程相送,一路陪同抵达衡阳市区。
按照计划,一家人本该从衡阳乘坐火车远赴上海,开启新生活。可在衡阳逗留的两天里,黄东生突然改口,以妻子罗之德严重晕车为由,临时更改计划。他声称罗之德连短途汽车都难以承受,长途火车路途遥远、颠簸劳累,身体定然无法支撑,不如暂且返回村里休养一段时间,待身体适应后,再择机迁居上海。
无人质疑他的说法,一家人就此折返店门村,第一次迁居计划宣告搁置,重新敲定4月30日再次启程。可到了4月30日,临近出发之际,黄东生又以自身身体不适、状态不佳为由,再次推迟行程,将迁居时间延后至5月5日。
两次临时更改迁居计划,反复无常的举动极为反常。好好的迁居大事,一拖再拖,从果断筹备到屡次推脱,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隐情?为何费尽周折办好落户、变卖家产,最终却屡屡反悔、滞留乡村?更诡异的是,他返乡反复拖延迁居后,一双儿女随即离奇遇害,自己也莫名失踪,所有的疑点,都密密麻麻汇聚在黄东生一人身上。
为了查清真相,警方立刻联动上海铁路局黄东生所在单位,开展异地调查。上海方面的调查结果,彻底推翻了黄东生的所有说辞,也揭开了他扭曲的内心世界。单位同事证实,黄东生在工作岗位上常年郁郁寡欢、精神状态极差,工作消极懈怠、无心履职,终日神情恍惚,早已没有正常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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