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80年3月21号，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天津的春天还带着股子刺骨的凉，风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家住塘沽区老弯道的张华，刚穿上棉袄出门，就看见隔壁的周大娘拎着个铁皮水桶，慢悠悠地往村头的深井走去。张华那时候二十出头，正是热心肠的年纪，见着周大娘步履蹒跚，赶紧快步迎了上去。
“大娘，您这是去打水啊？”张华笑着凑过去，伸手就想接周大娘手里的水桶，“您岁数大了，这水桶沉，我帮您打去，您在边上歇着就成。”
周大娘今年五十六了，1980年的五十六岁，可比现在的五十六岁看着老多了，头发白了一多半，背也有点驼，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手指头，可性子却格外倔强。她往后缩了缩手，摆了摆胳膊，声音有点沙哑，却透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儿：“不用不用，小伙子，大娘身子骨还硬朗着呢，这点活还能干，不麻烦你。”
张华不死心，又伸手去抢：“大娘，您跟我客气啥，邻里邻居的，帮个忙还不是应该的？”
俩人就这么在路边争了起来，水桶在手里你来我往，周大娘攥得紧，张华也不敢太用力，怕把老太太拽着了，争来争去，张华终究没争过执拗的周大娘，只能看着她拎着水桶，一步一挪地往深井走去。后来有路过的邻居跟张华说，那天周大娘打水可费劲了，蹲在井边半天，才把水桶晃悠着提上来，拎着水桶往家走的时候，腰都快弯成九十度了，每走一步都得顿一下，看着就让人心疼。
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大伙最后一次看见周大娘好好地活着。
那时候的塘沽老弯道，住的都是盐场三分厂的职工和家属，清一色的平房，四排房子，一共就五六户人家，邻里之间跟一家人似的，不像现在住楼房，对门住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对方叫啥。平时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端一碗给邻居；谁家有事没人看孩子，街坊邻居都会主动帮忙；晚上睡觉，房门大多都是虚掩着的，根本不用锁，也不用担心丢东西。
周大娘的家就在第二排平房，独门独院，院子不大，门口种着几棵歪脖子的枣树，平时房门总是虚掩着，不管谁路过，推开门就能进去唠两句。可那天从周大娘打水回家之后，直到中午，也没人看见她出门，邻居们还没太在意，想着老太太可能是累了，在家歇着了。
可等到傍晚，天快黑了，还是没见周大娘出来，邻居们就有点犯嘀咕了。有个姓王的大娘，跟周大娘平时最要好，中午还想着喊周大娘过来吃饺子，结果敲了半天门，里边没动静，推开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桌子上还放着早上没收拾的碗筷，可就是不见周大娘的人影。
“周大姐？周大姐你在吗？”王大娘喊了两声，屋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窗户的“呜呜”声。她心里有点发慌，在屋里转了一圈，床是空的，柜子门是关着的，桌子上的东西都整整齐齐的，不像有人动过的样子。她又走到院子里，喊了几声，还是没人应，只能转身去找其他邻居。
街坊邻里们一听周大娘不见了，都急了，纷纷来到周大娘家，一趟一趟地进屋查看，有的去村头的深井边找，有的去附近的咸水坑边喊，可找了半天，连周大娘的影子都没见着。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没法联系周大娘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只能靠着街坊们四处打听。
就这么找啊找，从傍晚找到大半夜，天越来越冷，风也越来越大，街坊们的脸都冻得通红，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重。有个年纪大的大爷叹了口气，皱着眉头说：“不行，周大娘这一天都没露面，别是出什么事了，咱们赶紧去派出所报个案吧，让警察同志帮忙找找。”
大伙一听，都点头同意，赶紧找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连夜往附近的派出所跑。那时候的派出所，条件也简陋，就几间平房，一盏昏黄的灯泡，晚上只有两个民警值班，一个年纪大的，快五十岁了，脸上带着风霜，说话慢悠悠的；一个年轻的，二十多岁，瘦高个，眼神特别亮，一看就是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劲头十足。
民警听说有老人失踪了，不敢耽搁，赶紧跟着街坊们往老弯道赶。一路上，街坊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跟民警说着周大娘的情况，说她平时为人善良，跟谁都处得好，没什么仇人，家里也穷，连吃饱穿暖都费劲，不可能是跑出去了。
十几分钟后，民警跟着街坊们来到了周大娘家。房门还是虚掩着的，推开门，一股淡淡的霉味夹杂着一丝说不清的异味飘了出来，屋里光线很暗，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进来，勉强能看清屋里的布局。
迎面靠墙放着一张三屉桌，木头都已经发黑了，看着就有些年头了，三个抽屉都关得好好的，没有被翻动的痕迹；桌子左边摞着两个大木箱子，箱子上落着一层薄薄的灰尘，箱子锁是好的，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木箱子旁边是一张木头床，床板很硬，铺着一层粗布褥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右边墙角放着一个单开门的立柜，也是乌漆嘛黑的，看着跟床和桌子是一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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