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鲁王政权最尴尬的现状。
名义上，鲁王是监国，是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
但实际上，政权依赖的军事力量核心，是建国公郑彩的水陆大军，以及相对独立一些的张名振、阮进等部。
总兵力号称十万，实则能战之兵、尤其是郑彩直接控制的嫡系，不过四五万。
郑彩自恃兵权，跋扈专横已非一日。
他视鲁王为傀儡和招牌，军政大事皆独断专行，重要官职安插亲信，粮饷征收由其部下把持，鲁王及其身边的文臣几乎被架空。
熊汝霖等忠直之臣多次谏言，反遭郑彩及其党羽嫉恨。
历史上，熊汝霖便在不久后遭郑彩构陷杀害，这几乎是鲁王身边文臣集团命运的缩影。
军事上，郑彩的水师确实控制着福建东部沿海，与浙江四明山区的王翊、王江等抗清义师也有联络呼应，构成了一个从浙东到闽东的沿海抗清带。
但这地带狭窄，缺乏纵深，且内部山头林立。
朱成功虽然也在闽南沿海活动，实力强劲，却始终与鲁王政权及郑彩保持距离，甚至心存警惕，担心被吞并或架空。
鲁王政权无法有效整合郑成功这支最重要的海上力量。
“永历那边……声势太大了。”
朱以海揉着额角，“熊先生，你说，郑彩他们，会不会……动别的心思？”
他指的是，郑彩等武人是否会被永历朝廷的胜利吸引，考虑改换门庭，直接投奔桂林？
那样的话，他鲁王就连这块招牌都做不成了。
熊汝霖沉吟道：
“郑彩跋扈，所求者无非权与利。永历朝廷如今势大，又有秦王孙可望、李定国等强藩，郑彩若去，未必能如在这里这般只手遮天。
故其短期内，恐怕仍会以殿下为号，行割据之实。
但其向江西、广东伸手之意已明，恐会借殿下名义，与永历朝廷争夺人心地盘，酿成冲突。”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
“殿下，如今之势，我鲁监国处境险恶。外有清军虎视，内有强藩掣肘，永历朝廷又气势如虹……为今之计，或可……或可派遣密使，暗中联络桂林。”
朱以海眼神一凛：
“先生是说……”
“非为放弃监国位，”
熊汝霖忙道，“而是先行沟通，试探永历朝廷态度。若其能承认殿下在闽浙之地位，共抗清虏，则我方可免于两面受敌，甚至可借其声势，稍制郑彩。此乃以退为进，权宜之计啊殿下！”
朱以海长叹一声，望着窗外阴沉的海天。
他何尝不知这是条路？
但要他向那个被自己及身边臣子长期视为“疏宗”、“偏安”的永历皇帝低头，心结难解。
更何况，他身边以钱肃乐等为代表的许多文臣，仍固执地坚持鲁王监国的“正统性”。
认为永历不过是趁乱称帝，甚至私下议论“彼可自立，我何不可？”
这种内部的分歧与不切实际的“正统”执念，也严重束缚了他的手脚。
“此事……容孤再思。”
朱以海最终疲惫地摆摆手。
他知道，郑彩催逼的“向江西、广东传谕”之事，恐怕拖不了多久。
一旦那道以鲁监国名义发出的、意图招揽甚至命令江西、广东反正势力的旨意发出，必将与永历朝廷产生直接冲突。
届时，他这艘飘摇在闽海惊涛中的孤帆，将同时面对清军、内部权臣、以及可能来自“兄弟政权”的三重压力。
中兴大明的曙光已然显现，但照在他朱以海和鲁监国政权头上的，却可能是更加复杂莫测的阴云与惊雷。
在清廷的命令传到湖广北部后。
清军两路大军按照多尔衮的命令各种撤离。
而刘文秀和徐啸岳也并未追击。
目前巩固现有地盘是当务之急。
二人将前线情况迅速送往全州督师行辕。
数日后来自刘文秀和徐啸岳的军报几乎同时送达全州堵胤锡案头。
两份军报内容大同小异，却字字透着战场形势的微妙变化：
“虏军攻势已停，营垒虽固，然斥候回报，其辎重车队有向北移动迹象，夜间营火亦较前稀疏。疑有撤退之意。”
“末将所部游骑袭扰其粮道，近日遭遇抵抗减弱，擒获虏兵供称，军中已闻豫亲王凶讯，士气低迷，将官有北归之议。”
堵胤锡站在巨大的湖广舆图前，目光从标注着“枫木岭”、“八十里山”、“越城岭”的险要隘口，缓缓北移，掠过长江，落在武昌、九江，最终停在更北方的中原大地。
他手指轻轻敲击着图上山川的脉络，眼中思绪飞转。
北线清军要撤，这在他的预料之中。
多铎被擒，湖广大局已定，勒克德浑和巴颜的数万援军已成孤军悬于境外，继续南攻毫无意义，反而有被湖广明军主力回师夹击的风险。
多尔衮不是庸才，收缩防线、稳固江北是必然选择。
“撤了也好。”
堵胤锡低声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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