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三月，那春天来得扭扭捏捏。 树杈子上才冒出那么一丁点鹅黄的嫩芽，吹过来的风里头，还夹着股没褪干净的寒气。可比起这天气，更让人心里头揪得慌的，是那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玩意儿——“非典型肺炎”，大伙儿都管它叫“非典”。这词儿像团乌云，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头顶上。
电视一打开，收音机一拧开，里头播报的，十有八九是哪儿又添了多少个“新增病例”。那数字，每天往上蹦一蹦，就像小锤子，不轻不重地敲在人心口上，闷得慌。街面上，景象全变了。往常这时候，下班放学的点儿，自行车铃铛响得像炒豆子，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热闹得不行。可现在，街巷一下子空了，静了。偶尔过去个人，也裹得严严实实，脸上捂着个大白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行色匆匆，像是怕沾上什么。空气里飘着的，不再是早点摊子的油香和小卖部的糖果味儿，换成了那股子有点儿刺鼻的消毒水气，混着从各家窗户缝里钻出来的、隐隐约约的电视声响，听着都有点没精打采。
这日子啊，活像是被人摁下了慢放键。 学生们是还能去学校，可放学铃一响，再没有往日里呼朋引伴、追跑打闹的光景了，一个个都老实地被接回家，或者直接闷头往回走。大人们也一样，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什么应酬聚会、加班加点，几乎全断了。头几天过这种“关禁闭”似的日子，可真把人给憋坏了。浑身不得劲，心里头像长了草，空落落的，没个抓挠。大人对着电视发呆，小孩在屋里转磨，看啥都不顺眼。
可人这东西，也怪。慢慢地，好像也就咂摸出点儿这慢悠悠日子里的滋味来了。 以前总挂在嘴边抱怨的“没空”，这会儿倒有了。一天三顿饭，雷打不动地凑在了一张桌子上。老爸以前是酱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主儿，现在居然也系上围裙，对着菜谱研究起红烧肉该怎么上色了；老妈翻出了攒了好几年的毛线，不紧不慢地织起了毛衣，说是冬天准能穿上；孩子们呢，也难得地甩开了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课外班，能跟爹妈好好说说话，甚至一起看看电视了。
窗户外面，是少了往日车水马龙的繁华动静，可你细听，每家每户的窗户里头，动静却多了起来。那是铲子碰铁锅的“刺啦”声，是碗筷碰撞的叮当响，是家长里短的闲聊，是偶尔爆发出的、不加掩饰的笑声。 一股子热乎乎的“柴火气”弥漫开来，那是人间烟火的实在味道。有人说，没准儿啊，这是老天爷用这么个不由分说的法子，硬是让咱们这些习惯了脚不沾地往前奔的人，生生刹住了车，停下来，喘口气，好好瞅瞅身边爹妈的老脸，听听孩子的趣话，把这日子，重新过得有点儿人味儿。
眼瞅着进了四月，天儿一暖和，连带着人的心情也好像透亮了一点。 报纸上、电视里，开始能看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这样的字眼儿了。那每天公布的新增病例数，不像前阵子那样吓人地往上窜了，反倒是悄悄地、一天比一天少。这消息，就像那暖洋洋的春风，不声不响地，就钻进了家家户户，把堵在人们心口那块大冰疙瘩，给吹化了一点儿。
那时候的管控，跟后来是不能比，没啥封城封路那么大的动静。但该有的措施也都有了：街上戴着红袖箍的居委会大妈见得多了，她们负责提醒大伙儿注意卫生；公共场所，像学校、单位大院门口，也开始有人拿着体温计给进进出出的人测一测；广播里天天念叨“勤洗手、多通风”。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你得细品。最明显的，是街上的光景不一样了。
前两个月空得能拍麻雀的大马路，这会儿自行车铃铛声又密起来了；原先拉着卷帘门、贴着手写“暂停营业”告示的小卖部、理发店，也试探着重新开了张；公园里头，憋坏了的老人和孩子又出来了，三三两两的，虽说互相之间还隔着一两步的距离，但总算有了点儿活气儿。
进出自己住的小区或者学校，量体温、登个记成了新规矩；出门揣个口罩，也成了习惯，不戴反而觉得像没穿衣服出门，心里头不踏实。电影院、录像厅这种热闹地方还关着，大型的聚会更是想都别想。但空气里那股子让人喘不上气的紧绷劲儿，到底是松快了。人们互相打招呼时，眼神里不再是纯粹的警惕和不安，多了些“总算熬过来一点儿”的默契。
这光景，像是什么呢？ 就像一场连绵的冷雨刚停，云彩还没完全散开，太阳也只是朦朦胧胧地透点光下来。但地上的人，已经敢试探着伸出脚，踩一踩湿漉漉的地面，心里知道，天，总是要放晴的。最难熬的那一段，八成是过去了。
在所有被非典打乱节奏的事情中，有一件牵动着全国上下，特别是无数家庭神经的大事——高考。对于高三学子来说，这原本就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一年，压力山大。而2003年，他们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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