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上巳节。
晋阳宫城，宣政殿。
这是北夏定都晋阳以来，第一次举行大规模朝会。殿宇虽沿用前朝规制，但经过墨衍主持的简朴修葺，撤去了冗余的金玉装饰，代之以厚重的青石立柱与简洁的玄色帷幕，更显肃穆刚健。殿前广场上，新制的玄色龙旗与各色军旗、官旗猎猎招展。身着崭新官袍的文武百官，按品阶肃立于大殿两侧，人人屏息凝神，气氛庄重。
林枫端坐于丹陛之上的玄色王座，未着繁复衮冕，仅是一身绣有暗金山河纹的玄色王袍，头戴简约的玉冠。他面色温润，眼神平和深邃，虽依旧能看出久病初愈的清减，但那股沉静如山、渊渟岳峙的气度，却比往昔更令人心折。冀州鼎玉玺置于王座旁的紫檀木几上，在殿内天光下流转着温润内敛的光华。
朝会伊始，先由尚书左仆射陈文，代表中枢汇报了开春以来国政要务：并、冀两州春耕进展顺利，天工院新式农具推广初见成效；北疆徐晃部“猎胡游骑”持续袭扰，草原兀术部联盟出现松动；西凉边境自平皋、汾阴之乱平定后暂归平静；南疆蓝圣女遣使送来第二批药材与问候，双方贸易通道进一步畅通；内部吏治整顿持续，清查出一批贪墨渎职官员……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发展，北夏政权正稳步从重伤的阵痛中恢复生机。
然而，当议题转入“文教礼制”与“治国思想”时，朝堂上的平静被打破了。
新任礼部侍郎卫子修，一位年约四旬、面容清癯、出身冀州儒学世家的官员，率先出列。他手持玉笏，声音清朗却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坚持：
“启禀王爷！国不可一日无主，亦不可一日无礼制、无纲常！我北夏新立，武功赫赫，然文治未彰。当务之急，宜速定国子监，兴官学，尊儒术，明三纲五常，定君臣父子之序，颁《北夏礼典》，使百姓知荣辱、守规矩、明尊卑。如此，方可教化万民，凝聚人心，奠定万世之基！昔者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有四百载汉祚。此乃治国安邦之正道也！”
他话音一落，立刻有不少出身士族、信奉儒学的文官微微颔首，表示赞同。在他们看来，北夏起于军旅，如今既然要正位建国，自然需要一套完整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与礼法制度来包装和巩固统治。
但立刻就有反对的声音响起。
工部侍郎墨衍出列，他虽年轻，却毫无惧色，声音清晰有力：“卫侍郎此言差矣！王爷曾言‘铸鼎为犁，工利天下’。我北夏之基，在于务实，在于惠民！当今天下纷乱，百姓最需者是温饱，是安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与其耗费巨资、空谈礼制，不如将钱粮人力，更多投入到天工院的新器研发、水利兴修、道路拓宽、矿冶开掘之上！让百姓有更利的农具耕种，有更畅的商路货殖，有更坚的城墙御敌，此乃实实在在的‘教化’，胜过万卷空谈经义！我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更重‘节用’、‘节葬’，反对繁文缛节，与民休息，发展实业，方是强国富民之本！”
墨家务实的思想，得到了户部尚书周寰及部分务实派官员的暗中支持。
“墨侍郎此言，未免偏颇！”又一位官员出列，乃是新任的太常寺少卿冯道安，他出身并州经学世家，同样推崇儒学，“礼制岂是空谈？礼者，天地之序也，人伦之纲也！无礼，则上下无序，尊卑不分，何以治国？儒术不仅关乎教化，更关乎正统与天命！王爷得冀州鼎，乃天命所归，更当以儒家‘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之说，昭告天下，强化正统，使四方归心！若只重工巧之利，忽视礼乐教化，恐流入‘重利轻义’、‘以力服人’之下乘，非长治久安之道！”
朝堂之上，儒家“礼制正统”派与墨家“务实惠民”派，观点针锋相对，气氛逐渐升温。
林枫端坐王座，静静听着，脸上并无喜怒。他目光扫过殿中诸臣，又瞥了一眼侍立在武官班列前，同样来自方外、获准列席朝会的清虚子、静仪师太、冲和子三人。佛道两家高人，此刻眼观鼻，鼻观心，默然不语，仿佛超然物外，但林枫能感觉到，他们也在关注着这场争论。
陈文见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轻咳一声，出列道：“诸位同僚，治国之道，博大精深。儒家重礼制教化，墨家重实务惠民，皆有其理，亦有其用。王爷曾言，‘百家皆可为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时因地而制宜’。我北夏新立，百废待兴，既要安定人心，确立纲常，亦需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二者不可偏废。然如何平衡，如何侧重，如何取舍，还需王爷圣心独断，我等臣工，当以王爷之志为志，尽心辅佐。”
他这番话，既是调和，也是将最终的决定权交还给林枫。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王座之上。
林枫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大殿每一个角落：“陈爱卿所言，甚合孤意。治国如烹鲜，火候、佐料、手法，皆需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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