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上巳节。
晋阳宫城,宣政殿。
这是北夏定都晋阳以来,第一次举行大规模朝会。殿宇虽沿用前朝规制,但经过墨衍主持的简朴修葺,撤去了冗余的金玉装饰,代之以厚重的青石立柱与简洁的玄色帷幕,更显肃穆刚健。殿前广场上,新制的玄色龙旗与各色军旗、官旗猎猎招展。身着崭新官袍的文武百官,按品阶肃立于大殿两侧,人人屏息凝神,气氛庄重。
林枫端坐于丹陛之上的玄色王座,未着繁复衮冕,仅是一身绣有暗金山河纹的玄色王袍,头戴简约的玉冠。他面色温润,眼神平和深邃,虽依旧能看出久病初愈的清减,但那股沉静如山、渊渟岳峙的气度,却比往昔更令人心折。冀州鼎玉玺置于王座旁的紫檀木几上,在殿内天光下流转着温润内敛的光华。
朝会伊始,先由尚书左仆射陈文,代表中枢汇报了开春以来国政要务:并、冀两州春耕进展顺利,天工院新式农具推广初见成效;北疆徐晃部“猎胡游骑”持续袭扰,草原兀术部联盟出现松动;西凉边境自平皋、汾阴之乱平定后暂归平静;南疆蓝圣女遣使送来第二批药材与问候,双方贸易通道进一步畅通;内部吏治整顿持续,清查出一批贪墨渎职官员……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发展,北夏政权正稳步从重伤的阵痛中恢复生机。
然而,当议题转入“文教礼制”与“治国思想”时,朝堂上的平静被打破了。
新任礼部侍郎卫子修,一位年约四旬、面容清癯、出身冀州儒学世家的官员,率先出列。他手持玉笏,声音清朗却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坚持:
“启禀王爷!国不可一日无主,亦不可一日无礼制、无纲常!我北夏新立,武功赫赫,然文治未彰。当务之急,宜速定国子监,兴官学,尊儒术,明三纲五常,定君臣父子之序,颁《北夏礼典》,使百姓知荣辱、守规矩、明尊卑。如此,方可教化万民,凝聚人心,奠定万世之基!昔者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有四百载汉祚。此乃治国安邦之正道也!”
他话音一落,立刻有不少出身士族、信奉儒学的文官微微颔首,表示赞同。在他们看来,北夏起于军旅,如今既然要正位建国,自然需要一套完整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与礼法制度来包装和巩固统治。
但立刻就有反对的声音响起。
工部侍郎墨衍出列,他虽年轻,却毫无惧色,声音清晰有力:“卫侍郎此言差矣!王爷曾言‘铸鼎为犁,工利天下’。我北夏之基,在于务实,在于惠民!当今天下纷乱,百姓最需者是温饱,是安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与其耗费巨资、空谈礼制,不如将钱粮人力,更多投入到天工院的新器研发、水利兴修、道路拓宽、矿冶开掘之上!让百姓有更利的农具耕种,有更畅的商路货殖,有更坚的城墙御敌,此乃实实在在的‘教化’,胜过万卷空谈经义!我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更重‘节用’、‘节葬’,反对繁文缛节,与民休息,发展实业,方是强国富民之本!”
墨家务实的思想,得到了户部尚书周寰及部分务实派官员的暗中支持。
“墨侍郎此言,未免偏颇!”又一位官员出列,乃是新任的太常寺少卿冯道安,他出身并州经学世家,同样推崇儒学,“礼制岂是空谈?礼者,天地之序也,人伦之纲也!无礼,则上下无序,尊卑不分,何以治国?儒术不仅关乎教化,更关乎正统与天命!王爷得冀州鼎,乃天命所归,更当以儒家‘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之说,昭告天下,强化正统,使四方归心!若只重工巧之利,忽视礼乐教化,恐流入‘重利轻义’、‘以力服人’之下乘,非长治久安之道!”
朝堂之上,儒家“礼制正统”派与墨家“务实惠民”派,观点针锋相对,气氛逐渐升温。
林枫端坐王座,静静听着,脸上并无喜怒。他目光扫过殿中诸臣,又瞥了一眼侍立在武官班列前,同样来自方外、获准列席朝会的清虚子、静仪师太、冲和子三人。佛道两家高人,此刻眼观鼻,鼻观心,默然不语,仿佛超然物外,但林枫能感觉到,他们也在关注着这场争论。
陈文见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轻咳一声,出列道:“诸位同僚,治国之道,博大精深。儒家重礼制教化,墨家重实务惠民,皆有其理,亦有其用。王爷曾言,‘百家皆可为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时因地而制宜’。我北夏新立,百废待兴,既要安定人心,确立纲常,亦需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二者不可偏废。然如何平衡,如何侧重,如何取舍,还需王爷圣心独断,我等臣工,当以王爷之志为志,尽心辅佐。”
他这番话,既是调和,也是将最终的决定权交还给林枫。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王座之上。
林枫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大殿每一个角落:“陈爱卿所言,甚合孤意。治国如烹鲜,火候、佐料、手法,皆需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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