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淑珍很高兴这样的谈话，觉得向河渠的态度变得友善多了，于是再放慢了脚步，不料向河渠也相应放慢了脚步。她暗自叹了口气，不再打算缩短两人间的实际距离了。她满有兴趣地问：“褚国柱为什么要这样说？难道他在说谎？”向河渠说：“说谎倒不至于，主要是他只凭主观印象猜测。”阮淑珍说：“无针不引线，没有亲密接触的现象，别人不会判断你们在谈恋爱的，你们一定处得特别好，对吗？”向河渠说：“处得好不等于就在谈恋爱，男女之间除了爱情还可以有友情嘛，晓云与我从没谈过爱情，但却处得很好。”
“河渠，”阮淑珍第一次直呼其名而不带姓，她试图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说“你也许不知道晓云和我已是蛮好的朋友了，你的许多情况她已告诉我了。”向河渠“哦”了一声，没接下文。阮淑珍继续说：“很惭愧，在你处于困难处境中时，我没能运用我的力量帮助你，让你吃了那么多苦。”
向河渠很感意外。因为阮淑珍是国家干部，自己只是个半脱产的农村户口的工作人员，在公社这座大院里，除了炊事员，谁都比他大，她是没有必要跟自己说这些的。他感动地说：“这不怪你，阮主任。社会的潮流、风气和社会上的某种无形的势力不是个人能抗衡的，尤其不是每个人都能抗衡的，你不必自责，这不是你的责任。要是你能把晓云调到公社来，我和她都会记住你的情谊的。谢谢你，阮主任，真的，谢谢。”
“不！不要叫我主任，叫淑珍，叫阮淑珍也行。”阮淑珍说。“这不行！你是领导，如果我不叫你的职务，会让人们怎么看我？”这是个现实的现象，阮淑珍不再坚持了，她说：“好吧，由你。从离校到今天，我们分别了十年，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大院里工作，需要互相帮助。”向河渠说：“你们在上层，我只是个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就怕帮不了你什么忙啊。”阮淑珍说：“不要小看了自己的能耐，我们毕竟同学三年，对你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总之今后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一定帮。晓云的事就交给我了。我家就在前边，时间不早了，我就不虚留你了，谢谢。”说罢快步向前走去。
“是些什么事情解释不清楚呢？为什么书记不叫黄娟、倪书琴送而叫我来送呢？她居然还记得我六二年在毕业典礼上说的话，并说一直努力按这句话在做着，这意味着我过去对她的看法有失偏颇。难道过去我见到的是假相，听到的传闻也不实？即便如此也没有必要解释呀，我不过是一名工人。”向河渠一边回忆着刚才的交谈，一边百思不得其解地想着，依着感觉往前走着。
说依着感觉到是千真万确的。雨早就不下了，天却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依着感觉走。在这种情况下让一个女人走四五里路确实不妥当，但让向河渠走，就无所谓了。走这种路是无所谓，有所谓的是阮淑珍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直弄不清。就是在跟笔者交谈时他还是说这个谜始终没解开，不过阮淑珍交办的事情他倒是尽力而为的。
严书记叫向河渠跟他到跃进大队去蹲点，他很高兴。严书记是他崇敬的人。听说抗战时期他是儿童团的骨干，解放初期就已到区政府里当秘书了，建公社革委会时他来当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原则性强又平易近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听说他作风正派，爱人是个瞎子，没因自己当了官而换老婆。当了官换老婆的现象，据说在全国都很常见。跟他在一起工作，一定能学到许多东西，怎么不叫他高兴呢？
吃过晚饭，向河渠用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书记和自己的行李，月光下跟书记来到跃进七队的知青屋。屋主已参军去了，几天前书记就从队长尤闻学手里拿来钥匙，说要搬来住。进屋后，稍稍打扫了一下，就开始安家。一张小方桌放在前壁窗户下面，紧靠桌子搁着一张床，是书记睡的，斜对面也有一张铺，没有书记的宽，大概原来是放杂物的，现在是向河渠的床。桌上放一盏罩子灯，桌前放一张板凳。书记的一大堆书叠在窗下桌上，有四卷毛泽东选集，有马列着作，还有农业学大寨的资料和农业科技书。一只火油炉子放在后壁。外间是厨房。书记与向河渠一齐收拾房间，整理各自的床铺，不到二十分钟全部结束。
书记说：“你年轻，去跑跑腿儿，找一下孙支书。要他明天早上开个大小队干部会，就说公社准备在这儿开个育秧现场会。我呢烧水，等你回来洗脚。”
向河渠答应着骑上自行车就奔四队孙支书家而去。跃进大队是沿江公社的标兵大队，孙支书的家他自然认识，不但认识而且来过不止一回，在石崇实老师的指导下采写的一篇跃进大队的调查报告还登上了通城日报。
他一到门口还没下车就喊：“孙支书！”“谁呀？”有人应声开门出来。向河渠下了车说：“严书记叫找孙支书有话说。”开门的是孙支书的儿子孙建国，听出了来人的声音也看清了人，忙说：“是向干事呀，请进来坐，我爸不在家。”“他在哪儿？”“在二队环宾家，你进来坐，我去喊。”“不用了，我去找。”“那也好，就是门前有棵大柿子树的那一家。”“知道了，找得到的。”说罢就再向二队疾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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