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进入了雨季。淅淅沥沥的雨下了快半个月，把北大井服务公司的厂区浇得湿漉漉的。对于煤炭运销工作来说，雨季简直是“天敌”——小煤矿的道路大多没硬化，全是土路，雨一淋，就变成了泥泞不堪的“水泥路”，坑坑洼洼的，汽车开进去，很容易陷进泥坑里，半天都出不来。有一次，一辆拉煤的卡车陷在离矿口不远的泥里，司机和随车的业务员折腾了三个小时，才叫来拖拉机把车拖出来，煤都湿了大半。
除了运输难，雨季对煤炭生产的影响也很大。地下水位升高，有些工作面的积水能没过脚踝，矿工们只能穿着雨靴作业，效率大大降低；还有些工作面因为积水太多，不得不停止生产，等着抽水机把水抽干。更危险的是，大雨过后，地面的雨水会沿着岩石的裂隙渗透到井下——裂隙被雨水泡得越来越大，顶板很容易脱落，一旦发生冒顶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每到雨季，煤矿的产量都会下降，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谁都没办法改变。
可就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公司领导却一次次给运销公司打电话，紧催着“加大发运量”。覃允鹤心里跟明镜似的——领导哪里是真的想“加大发运量”，不过是想逼着运销公司执行“按销量提成差旅费”的规定罢了。之前他以“货源不足”“运输困难”为由，拒绝执行新规定，现在领导显然是想通过“加大发运量”，让他没理由再拒绝。
覃允鹤也曾跟总经理多次沟通，每次都强调“资金链”的问题：“现在市场行情不好，客户回款慢，要是强行加大发运量，很容易掉进三角债的泥潭里。一旦资金链断裂，运销公司就完了，到时候别说发差旅费，连进煤的钱都没有。”总经理每次都“嗯嗯啊啊”地应着，说“会考虑”，可没过几天，又会催着“加大发运量”。
后来，总经理还特意组织了财务科、办公室等部门的经济骨干，开了场“运销公司经济活动分析会”，说是“为运销公司的发展提供指导”。会上，覃允鹤把实际情况摆了出来：“按现在的政策，每吨煤提成一毛钱作为差旅费，业务员跑一趟外地，光车票和住宿就够不上，更别说吃饭了。要是想让业务员正常出差，每个月至少要保证发运量在五万吨以上——可咱们本地区的小井煤炭产量，一个月也就几十万吨，还要供应本地的乡镇企业和居民生活用煤，能交给运销公司的，最多也就三四万吨，根本达不到五万吨的目标。”
他还拿出了确凿的数据：上个月发运3.2万吨，提成3200元，业务员实际差旅费4800元，差额1600元；这个月要是发运4万吨，提成4000元，按之前的开销，差额只会更大。可不管他怎么说，公司领导还是坚持“加大发运量”，还说“要薄利多销，占领市场份额”。
覃允鹤知道，自己已经无力说服领导了。明知“强行加大发运量”是在“饮鸩止渴”，可他也只能无条件执行公司决定——毕竟他是运销公司的科长，不能违抗领导的命令。
为了完成任务，他几乎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先是去铁路局找老朋友，软磨硬泡争取到了更多的车皮计划；然后又去市联合运输部，协调了他们的自备车，用来补充运力；最后还联系了汽车运输公司的三个车队，让他们帮忙把小煤矿的煤运到火车站台。货源方面，他不仅联系了本地的小煤矿，还跨地区延伸到了省外——比如河南、河北的几个小矿，虽然运距远、成本高，但为了完成发运量，也只能咬牙合作。
一切准备就绪后，运销公司还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公司特意派了副经理来做动员讲话，副经理站在台上，举着拳头喊：“同志们！现在是公司发展的关键时期，只要咱们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这次加大发运量，不仅是为了公司，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饭碗！”台下的员工们听得热血沸腾，纷纷举手喊“保证完成任务”，气氛格外热烈。
一场突击快运工作就这样展开了。煤仓和站台同时开工，煤仓里的工人负责把煤装进漏斗，站台的工人则负责把散装煤铲进火车皮；业务员们也没闲着，有的去小煤矿催货，有的在站台协调装车，有的则盯着火车发车，每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发运出两列车煤炭，每列车装60节车厢，一节车厢装60吨，算下来一天就能发运7200吨——这个速度，比平时快了近一倍。
一连几天都比较顺利，可大自然的力量终究不是人能左右的。一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袭击了半岛地区，地处鲁中山区的北大井及周边地区，也遭到了台风带来的暴雨袭扰。豆大的雨点砸在站台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视线都变得模糊起来；风裹着雨水，打在工人的脸上，生疼。
铁路运输可不管下不下暴雨，按时发车是铁规矩。为了不耽误发车，工人们冒着暴雨，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水，继续装车。雨衣早就被雨水泡透了，贴在身上又冷又沉；手套也湿了，抓着铁锹柄能感觉到木头的冰凉；脸上的雨水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只能用袖子胡乱擦一下，又继续干活。没有一个人消极怠工，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每次都能及时完成装车，列车也总能按时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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