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九月，重庆的秋老虎虽然依旧盘踞在山城上空，但那股令人窒息的燥热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某种更为炽热的情绪所取代。嘉陵江的涛声依旧，但听在耳中已不再是悲壮的呜咽，而是胜利的凯歌。这座在雾气与轰炸中坚守了多年的陪都，此刻正沉浸在一种近乎眩晕的狂喜之中。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并没有像街头的百姓那样酩酊大醉。相反，我的大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甚至带着一丝冰冷的理智。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不再是作战地图和伤亡报告，而是关于受降、接收、复员以及……那个更为棘手的北方问题的绝密档案。
九月的第一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东方的海洋与旧都南京。
九月二日，清晨。
我早早地来到了参谋本部的机要室。这里聚集了几十名参谋和通讯员，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盯着那台大功率的军用收音机。
虽然我们身在内陆，但我们的心早已飞到了几千公里外的东京湾。那里，此时此刻，正停泊着美国海军的密苏里号战列舰。
九点零四分，广播里传来了现场记者的解说声。声音伴随着电流的杂音，显得有些遥远，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砸在我们的心上。
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在投降书上签下了名字。
听到这一句时，机要室里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欢呼声。身边的刘斐，这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作战厅长，此刻眼眶通红，手里的铅笔被他硬生生地折断了。
我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靠在椅背上。我想起了八年前，我们在庐山做出抗战决定时的悲壮；想起了淞沪战场上那些填进绞肉机的师团；想起了南京城破时的冲天火光。
八年了。我们终于熬到了这一天。我们在别人的军舰上，看着我们的敌人低头签字。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落幕，但对于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来说，这是重生的洗礼。
但我没有时间去感伤。签字仪式一结束，我就立刻召开了关于南京受降仪式的筹备会议。
我要去南京。
我要亲自去那座埋葬了三十万同胞的城市，看着冈村宁次交出他的佩刀。
九月四日，我作为受降先遣团的负责人，乘坐美军的C-47运输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
飞机在云层中穿行，机翼下的山河破碎而壮丽。长江像一条金色的带子，蜿蜒向东。我看不到地面上的弹坑，但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像伤疤一样刻在大地上。
下午，飞机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
当舱门打开的那一刻，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这是江南特有的气息，混合着泥土、植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焦糊味。
我走下舷梯，脚踩在南京的土地上。那一瞬间，我的腿有些发软。不是因为长途飞行的疲劳，而是因为一种巨大的历史重量压在了我的肩上。
前来迎接的是新六军的先头部队指挥官。这些装备精良的士兵，此刻正荷枪实弹地守卫着机场。而在机场外围，我看到了成群结队的日军士兵。他们虽然还背着枪，但已经摘掉了领章和帽徽，正垂头丧气地在我们的监视下搬运物资。
这就是战败者。
我坐上吉普车，驶向市区。
沿途的景象让我心痛。曾经繁华的南京城，如今满目疮痍。许多建筑依然保留着八年前战火留下的痕迹，断壁残垣之间长满了荒草。路边的百姓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他们看着我们的车队，眼神中既有期盼，也有一丝不敢置信的惊恐。
我暗暗发誓，我不仅要收复这座城市，还要让它重新活过来。
我们把指挥部设在了原励志社，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这里将是几天后受降大典的现场。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得脚不沾地。
我要确认受降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会场的布置、座位的安排、警卫的部署、甚至签字用的笔墨，我都必须亲自过问。
我对负责会场布置的工兵营长说，把那个大礼堂给我打扫干净。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要用水洗一遍。我们要把日本人的晦气彻底洗掉。
我还特意嘱咐，在会场正中央悬挂孙中山先生的画像。我要让国父看着，他的信徒们回来了，把侵略者赶走了。
九月的第二周，历史定格在了那个庄严的时刻。
九月九日，重阳节。
南京的天空有些阴沉，云层压得很低，仿佛老天爷也在屏息凝视着这即将发生的一幕。
早上八点，我就站在了中央军校大礼堂的门口。
礼堂外，旗帜招展。通往礼堂的道路两旁，每隔五步就站着一名新六军的士兵。他们手持汤姆式冲锋枪，头戴美式钢盔，挺胸抬头，那是胜利者的姿态。
八点五十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一行七人抵达。
我站在二楼的回廊上，冷冷地看着他们。
冈村宁次，这个曾经在中国战场上呼风唤雨的所谓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此刻像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脸色苍白，步履沉重，光秃秃的脑袋上渗着汗珠。他没有佩戴军刀，这是我们特意要求的，作为战俘，他不配佩戴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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