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夏末，重庆的酷热达到了顶峰，仿佛整个四川盆地都被扔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嘉陵江的水面上，热浪扭曲了光线，连江边的号子声都显得有气无力。但这并非那种令人绝望的死热，而是一种即将喷薄而出的燥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张力，就像是雷暴雨前那压抑到极致的宁静，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天，快要变了。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坐在这间即使拉着厚重窗帘也挡不住暑气的办公室里，手中的折扇早已被汗水浸透。我的目光穿过面前堆积如山的电报纸，落在墙上那张巨大的东亚作战地图上。地图上的红色箭头已经从广西一路向北，深深刺入了湖南的腹地，像一把把尖刀，正准备将日军第十一军最后的残躯肢解。
本月的第一周，黎明前的黑暗最为浓重，而我正在策划着给予敌人最后一击。
一日，军队的建军纪念日。但我没有心情去搞什么庆祝仪式。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衡阳。这座在一年前让我们流干了眼泪的城市，如今成了我复仇计划中的第一个祭品。
我给张发奎发去了密电。我在电文中没有使用那些冠冕堂皇的辞藻，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要衡阳。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要在十五日之前，看到青天白日旗在衡阳城头升起。我要用这座城市的光复，来告慰方先觉第十军那一万七千名英魂。
前线传来的消息显示，日军正在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冈村宁次似乎意识到了末日的临近，他下令收缩防线，将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铁路沿线的几个大城市里，企图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三日，我接到了魏德迈将军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神秘，甚至有些压抑不住的颤抖。他告诉我，美国的一支特殊航空部队已经进驻了提尼安岛，他们将执行一项可能改变人类历史的任务。
我握着话筒，心中微微一动。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个被称为曼哈顿计划的绝密工程，终于结出了恐怖的果实。
我对魏德迈说，将军，无论你们准备扔下什么，我在地面上的进攻都不会停止。我要让日本人在看到地狱之火前，先尝尝中国士兵的刺刀。
五日，衡阳外围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新六军的机械化部队在美制重炮的掩护下，撕开了日军在衡阳南面的防线。廖耀湘打得很凶，他甚至把坦克直接开到了日军的战壕上，用履带去碾压那些负隅顽抗的鬼子。
我在作战室里，听着前线传来的战报，眼前仿佛浮现出去年衡阳保卫战时的惨状。那时候，我们缺枪少弹，只能用血肉之躯去挡日本人的坦克。而现在，攻守易位，我们用钢铁洪流去淹没他们。这就是因果报应。
六日，清晨。
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瞬间传遍了全球。
美国的一架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当情报参谋将这份电报送到我面前时，他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电报上描述的景象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一瞬间，整座城市化为灰烬，十几万人在高温和冲击波中瞬间蒸发，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两万英尺的高空。
我拿着电报，走到窗前，看着重庆灰蒙蒙的天空。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虽然我知道这是结束战争的必要手段，但那种毁灭性的力量，依然让我对人类的未来感到一丝恐惧。
但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我是军人，我现在的任务是打赢这场战争。
我转身对刘斐说，立即把这个消息通报全军，并用大喇叭向前线的日军广播。告诉他们，如果不缴械，这就将是他们所有城市的下场。
七日，日军的防线开始动摇。
广岛的消息像瘟疫一样在日军中间蔓延。虽然日本大本营极力封锁消息，但恐惧是无法封锁的。那些原本还要死战到底的日军士兵，开始出现了逃亡和乞和的迹象。
本周的第二阶段，雪崩开始了。
七日的次日，苏联对日宣战。
这又是一记重锤。斯大林的百万红军，像钢铁洪流一样跨过了中苏边境，冲进了东北。关东军，这支曾经号称皇军之花的部队，在苏军的T-34坦克和喀秋莎火箭炮面前，像纸糊的一样崩溃了。
我看着地图上东北方向那一片迅速扩大的红色区域，心中五味杂陈。我知道，苏联人的参战，虽然加速了日本的灭亡，但也给我们战后的局势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外蒙古、旅顺、大连，这些名字像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
九日，美国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这一次，日本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我在重庆的办公室里，甚至能感觉到那个岛国正在发出的绝望哀鸣。
十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向盟国发出了乞和照会。他们表示愿意认可波茨坦公告，但唯一的要求是保留天皇制。
这个消息传到重庆，整座城市都沸腾了。虽然还没有正式签字，但每个人都知道，胜利已经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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