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没有时间去庆祝。作为参谋次长,我必须在日本人正式缴械前,抢占尽可能多的地盘。
我给各大战区下达了紧急命令:不准停火,继续进攻。只要日本人一天不放下武器,我们就一天不停止射击。我们要把战线推到长江边,推到黄河边,推到长城脚下。
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命令,要求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向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发起全面反攻,并要求日军向他们缴械。
我看着这份通报,眉头紧锁。我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场关于接管的赛跑。谁抢占了城市,谁就拥有了战后的主动权。
我立即下令,利用美军提供的运输机,开始实施在此前就已经制定好的代号为凯旋的空运行动。我要把远在西南大后方的中央军精锐,直接空运到金陵、上海、北平这些关键城市。
十二日,我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着手组建受降指挥部。地点就选在湘西的芷江。
为什么是芷江。因为那是我们反攻的起点,是我们在最艰难时刻的坚守之地。我要让日本人的乞和使者,从空中飞过雪峰山,看看那些埋葬了他们几万大军的崇山峻岭。
十四日,日本天皇在这天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虽然我当时身在重庆,但通过战后的解密资料,我能想象出那副场景。在防空洞里,面对着一片废墟的东京,那个被视为神的人,终于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做出了终战的决定。
十五日,正午。
重庆的广播里传来了日本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那个有些尖细、带着古涩日语的声音,宣告了日本帝国的覆灭。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
我站在参谋本部的阳台上,看着楼下。
先是一阵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一声尖叫打破了沉默。
日本败了。
这声音像是一个火星,瞬间点燃了整座城市。
鞭炮声、锣鼓声、汽车的喇叭声、人们的欢呼声,像海啸一样席卷了重庆的山山水水。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他们哭着,笑着,拥抱着,把帽子扔向天空,把嗓子喊哑。
我看到一个断了一条腿的老兵,拄着拐杖在街上狂奔,一边跑一边大哭:娘,鬼子完了,我们赢了。
我看到一家卖酒的小店,老板把所有的酒坛子都搬了出来,见人就倒,嘴里喊着:喝,今天不要钱,喝死也高兴。
我也流泪了。
数年。两千九百二十个日日夜夜。
我们从卢沟桥退到金陵,从金陵退到武汉,从武汉退到重庆。我们丢掉了大半个中国,牺牲了几百万军队,死伤了几千万百姓。我们忍受了轰炸、屠杀、饥饿、屈辱。
我们曾经以为这漫漫长夜永远没有尽头。
但今天,天亮了。
我回到办公室,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我对着墙上的地图,对着那些在地图上已经消失的部队番号,对着那些我再也见不到的战友,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杯酒,敬给张自忠,敬给戴安澜,敬给左权,敬给方先觉,敬给每一个倒在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军人。
这杯酒,也敬给这个伟大的民族。
本月第三周,胜利的狂欢过后,是更加繁重的工作。
十六日,我并没有因为胜利而有一丝懈怠。相反,我比打仗时还要忙碌。
日本虽然宣布终战了,但在中国大陆,还有一百二十万日军,还有数不清的伪军。如何解除他们的武装,如何遣返他们,如何接管城市,如何维持秩序,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
特别是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在听到停战命令后,竟然还想耍花招。他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声称日军将只向中央政府缴械,并愿意协助中央军维持治安,抵抗共产党的进攻。
我看着这封电报,冷笑了一声。这个战犯,死到临头了还想利用中国的内战来保全自己。
我对何应钦说,告诉冈村宁次,他没有资格谈条件。他现在的身份是战俘,不是盟友。他必须无条件执行我们的命令,否则我们将视为拒不缴械,予以坚决消灭。
十七日,我开始部署对金陵、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接管事宜。
由于地面交通破坏严重,我们的部队很难在短时间内到达这些城市。我不得不再次请求美军的帮助。
魏德迈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调集了整个在此战区的空运力量,甚至动用了刚刚从欧洲调来的大批运输机。
十九日,我乘坐一架C-47运输机,飞往芷江。
从空中俯瞰,我看到了满目疮痍的大地。弹坑遍布的田野,烧毁的村庄,断裂的桥梁。这就是战争留给我们的伤疤。但我相信,只要和平来了,这片土地很快就会重新焕发生机。
抵达芷江后,我立即视察了仪式会场的准备情况。
会场设在芷江七里桥。那是一排简陋的平房,但我让人在门口搭起了一座松柏扎成的牌楼,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正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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