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二月的重庆笼罩在一片阴冷的灰霾之中。嘉陵江的水位落到了枯水期的最低点，露出大片干裂凄惨的河床，像极了这个国家此刻裸露在外的伤口。虽然立春的节气已过，但寒意却比深冬更甚，那是从北方平原一路呼啸而来的杀气，穿透了秦岭的阻隔，直抵我的心肺。
我依旧坐在参谋本部那张堆满地图和电文的办公桌后，这里是整个中国战区的神经中枢，每一根神经的跳动都伴随着血与火的阵痛。作为参谋次长，我实际上掌控着数百万军队的调度权，这份权力的重量在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变得从所未有的沉重。
二月一日凌晨，来自第一战区的加急电报如同雪片般飞来。中牟失守的消息被证实了。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的一部，利用夜色掩护和黄河封冻的冰层，在几处浅滩强行突破。汤恩伯引以为傲的黄河防线，在日本人精心的渗透下，像一张被老鼠啃噬过的窗户纸。
我盯着沙盘上那个插着黑色膏药旗的坐标点，心中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汤恩伯的部队在豫中驻扎太久，久到已经忘记了战争的残酷，反而学会了如何压榨这片土地上最后的油脂。日军的这次突袭打得很刁钻，他们没有急于向郑州推进，而是在黄河南岸建立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像一颗钉子死死楔进了我们的肋部。
刘斐站在我身旁，眼圈深陷。他刚从前线发回电报，正在通过电话向我汇报最新的战况。刘斐的声音沙哑，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他说汤恩伯正在调集第十三军试图反击，但部队行动迟缓，各师之间配合生疏，甚至出现了为争夺撤退路线而发生摩擦的丑剧。
我命令刘斐转告汤恩伯，如果两天内不能把日军压制在滩头阵地，我就要用重庆的宪兵去接管他的指挥部。这当然是气话，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但我必须让他感到恐惧。我知道汤恩伯这个人，他怕日本人，但他更怕失去手中的兵权。
二月三日，反击开始了。我调动了手里仅有的一张王牌，那是中美混合空军的一支轰炸机编队。B-25轰炸机群从成都起飞，飞越秦岭，对中牟渡口实施了轰炸。我也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在缺乏地面引导和制空权争夺激烈的情况下，轰炸的效果更多是心理上的。
接下来的几天，豫中平原上展开了一场烂仗。日军并没有急于扩大战果，他们似乎在测试我们的反应速度和抵抗意志。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在付出惨重伤亡后，终于勉强堵住了日军南下的缺口，双方在结冰的泥泞中对峙。但我敏锐地察觉到，这仅仅是前奏。日军在关外集结的庞大兵力依然隐而不发，岗村宁次这只老狐狸在等待，等待我们把最后的预备队填进这个绞肉机，然后他才会挥出致命的一刀。
这种等待比激战更让人煎熬。我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梦里全是河南农民那一张张麻木而充满仇恨的脸。一九四二年的饥荒，是我们欠下的孽债，而现在，这笔债似乎要用鲜血来偿还了。
二月的第二周，战火的焦点突然从寒冷的中原转移到了炎热潮湿的缅甸。
二月八日，驻印军方面传来急电。在缅甸南部的亚拉干地区，日军发动了代号为哈号作战的攻势。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主力，像疯狗一样扑向了英军第十五军的防线。他们的战术大胆而疯狂，试图通过丛林渗透，切断英军第七师的后路。
盟军联络官再次冲进我的办公室，这次他的脸上没有了傲慢，只有惊慌。他告诉我，英军第七师已经被日军包围在了一个叫行政盒子的狭小地域，形势危在旦夕。史迪威将军虽然身在缅北，但也对亚拉干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英国人更是发了疯一样要求我们从云南出兵牵制日军。
我看着地图上亚拉干那个不起眼的小点，脑海中迅速复盘着日军的战略意图。牟田口廉也，那个想要在吉隆坡阅兵的疯子，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亚拉干。哈号作战只是一个诱饵，目的是吸引英军的预备队南下，从而为他在中路英帕尔方向的主攻创造条件。
我冷静地告诉美国人，我们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把滇西的远征军投入到次要方向。我还告诉他，告诉英国人，只要死守行政盒子，利用空中补给，日军那种携带随身口粮的渗透战术就无法持久。他们的后勤撑不过两周。
美国人对我的判断将信将疑，但他没有别的选择。我严令卫立煌，驻印军在新平洋和孟关一线的攻势不能停，必须给日军第十八师团持续施压，迫使日军无法抽调兵力增援亚拉干或英帕尔。
二月十日到十四日，亚拉干的战斗进入白热化。虽然战场在千里之外，但我仿佛能闻到那里的硝烟味。英军这次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韧性，他们在被包围的情况下结成环形阵地，依靠强大的空中运输死死顶住了日军的猪突冲锋。这验证了我的判断，日军的攻势虽然凶猛，但缺乏后劲。
与此同时，我在重庆还要应付另一场战争。那是来自后勤部门的战争。豫中战事一开，弹药和粮食的消耗量激增。军政部的官员们拿着长长的清单来找我诉苦，说国库空虚，卡车缺乏汽油。我不得不拍着桌子，用最恶毒的语言去威胁那些拖沓的官僚，逼迫他们从牙缝里挤出物资运往洛阳。每一发炮弹，每一袋面粉，都是我用咆哮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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